正确认识并符合规律地处理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剥削问题
19/1/2020 9:28' 发送此文章 打印
资料图:工资和利润朝着想反方向发展,因此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着矛盾。再怎么去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也无法消除工人利益与资本家利益在新价值分配中的对立。

为了阐明上述问题,必须回顾剥削关系的诞生和演进历史,并在对待剥削问题过程中确定历史的具体的观点。

剥削关系的诞生、演进和灭亡的过程

剥削关系的诞生和演进

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公有制和集体劳动的基础上以及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没有剩余产品的条件下,人们不得不按照平均的方式进行劳动产品的分配,因为如果分配不均,分得少的人将无法生活,将导致公社自身毁灭的后果。正因如此,在原始公社中,剥削关系是尚未出现的。

在原始公社制度末期,生产力发达,其表现是社会分工的发展取代了自然分工,金属劳动工具(铜、铁)取代了简陋工具。劳动生产率较之前提高了,而劳动力能够生产出的生活资料多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意味着剩余产品开始出现。

农业家庭的自发性劳动分工允许利用一或多个外人的劳动力,但公社本身又不具备剩余和自由的劳动力。然而,战争已经带来了这种劳动力。之前,人们不知道用战俘来做什么以及拿什么来养活战俘,因此只是简单地杀掉他们。如今,人们让战俘活下去,并利用他们的劳动力,把他们变成奴隶,奴隶制油然而生。

恩格斯评价说:“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1)

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奴隶成为一种“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受到奴隶主的完全支配。奴隶主强迫奴隶拼命劳动,仅为其提供少量用来维持生活的资料,占据着剩下的部分产品,包括剩余产品以及奴隶的一部分必需品。奴隶劳动完全因为被强迫,因此奴隶自己毫无兴趣,甚至还想方设法破坏生产。各地接连爆发奴隶的起义,虽然失败但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制。这一形势使得那些识时务的奴隶主认识到如果解放奴隶,把自己的土地分成小块并交给奴隶自由耕种,让他们担负起对地主的一些特定义务,这些奴隶会更关心生产,这样对地主更加有利。这是作为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中世纪农奴的前身—隶农诞生的原因。

在封建制度里,起初的剥削形式是劳役地租,其中一部分时间劳动者在地主分给的土地上用实际上或法律上属于自己的劳动工具(犁、耕畜等)直接耕种,而其他时间则在地主的领地上进行无偿的劳动。这样一来,用来维持农奴及其家庭生计的必要劳动与为地主做的剩余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截然分开的。 

生产发展到更高水平,劳役地租逐渐为实物地租所代替。此时,地主不再收回自然形态下的剩余劳动,而是收回剩余劳动得以实现的自然形态下的财富和产品。

当商品生产进一步发展时,实物地租要转变成货币地租。劳动者直接给土地所有者(包括国有的或私人的)支付产品价格,而不是立即缴纳产品。

随着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商品流通,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佃农,大量过去的农奴赎回了交租义务,并成为对其耕种土地拥有完全所有权的独立农民,同时还出现了一批没有财富、为获取金钱而打工的人,此时的手工艺也发展了起来。

小商品生产的优点在于直接生产者可主动将其劳动力与其所有权下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实现条件便利的一种或若干种产品生产专业化,可以改进技术以提升生产力,推动社会劳动分工,催生了多种新型独立产业。虽然小商品生产按照“商品—货币—商品”公式运作且主要面向使用价值,但在有利条件下,直接劳动者仍可创造剩余价值,甚至是超额剩余价值,他们占有全部那些剩余价值,不被任何人剥削。

但到了一定水平后,小商品生产制约了生产力,但生产资料上较小规模的占有排除了现代改进方法的应用,排除了生产资料的集聚,因此也排除了劳动合作。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两极分化:一方面,遇到有利条件的人将越来越强大,遇到困难的人将越来越弱小,导致少数人富起来并成为资本家;多数人遭遇破产,只是劳动力所有者,被迫出售劳动力谋生,成为雇佣工人;另一方面,由于个体分散劳动、技术落后、资金短缺,不得不借高利贷,因此竞争力薄弱,小型企业已被大工业与农业所压垮。《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业的发展已经消灭,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

再者,所谓的原始积累的各种暴力措施一方面将劳动者从其劳动条件所有权分离出来,将他们变成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将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成资本家所有权下的资本。

在分析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时,马克思就基于小私人所有制的生产方式的命运得出了结论:“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形成资本的前史。”(2)

基于劳动者的自己劳动的私有财产制度已被基于占有工人剩余劳动而不支付等价物,即剩余价值剥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

在谈到工厂主和封建领主对剩余劳动的无限欲望的时候,马克思写道: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在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须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贵族、奴隶主、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3)

鉴于上面所述,可以理解剥削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劳动(有时甚至是一部分必要的劳动)的行为。剥削方法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下有着特殊性且主要由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法所决定。就在这些形式下,人们将剩余劳动变成区分各种经济社会形态的指标。

上述剥削形式的诞生与变迁过程的历史是整个人类社会循序渐进的发展,而在不同国家,由于特有条件而有特殊的发展。譬如根据史料,越南并没有经历过奴隶占有制,而是从原始公社制直接迈上封建制。

对剥削关系灭亡的判断

马克思曾经预言: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一般科学技术水平和科技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劳动表现出来的并不主要是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而主要是一种人类作为生产过程控制者和调整者的劳动。自动化的机械系统将逐步取代大多数直接劳动者。因此,工人将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要素,而是站在该过程的旁边。这时候,知识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发明成为一种特殊的行业,而对这个行业来说,将科学运用于直接生产将成为具有决定和刺激性质的因素之一。生产过程,从一个简单的劳动过程变成一个科学过程。直接劳动,在数量上将归为更小一部分,而在质量上将转化成较之于普通科学劳动是次要的但对自然科学在技术的应用是必要的一种因素。

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源泉,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将被增加整个社会和每个社会成员的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所取代,意味着为全面和完全发展每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创造广泛的可能性。

在上述条件下,工人群众必须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工人开始进行这件事的时候,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4)

上述科学的预言,在很多内容上与当前知识经济的发展十分吻合,并且指出了剥削关系消灭的条件,即生产力高度发达、知识经济达到鼎盛的时候。因此,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原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的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

这样一来,在生产力未提出要求、剥削关系未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枷锁以及剥削关系消灭的各种条件尚未出现的时候,不可能急于消灭剥削。

明确处理剥削关系中历史的具体的观点

综上所述可见,各种剥削形式的变化与生产力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在看待剥削关系时不应感情用事地评判其好坏,而是要考虑其在具体环境下对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作用。譬如,奴隶占有制十分残暴,且曾经遭到谴责,但较之于原始公社制,它又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大进步,即便在原始公社里是没有剥削关系的。正因如此,恩格斯指出:“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态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6)

又如,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资本主义的诞生“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它又比农民和独立个体手工匠的小规模、分散性生产更进步,即便小商品生产没有剥削关系。因此,马克思强调:“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7)

恩格斯也强调:“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态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的、合乎人所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一切社会形态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群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8)

站在被剥削人的角度去考虑,将发现之后的剥削形式比之前的剥削形式更苛刻。奴隶被卖给奴隶主且仅收到部分经常性和固定的生活资料,而全部剩余产品和一部分必要产品都被奴隶主占为己有。

农奴仅需以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最后的货币地租等形式向地主纳贡。在劳役地租中,直接生产者为自己做的劳动(必要劳动)与他们为地主做的剩余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截然分开的。虽然仍是剥削、奴役和统治的关系,但与那些奴隶相比,依赖程度已减轻,直至仅仅是一种纳贡的义务。在劳役地租中,直接生产者可在其占有的土地上自由劳动,因此他们积极劳动并且可改善自己的处境、变得富裕,能生产出必要生产资料以外的产品,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独立地使自己的财产增多,或者增加自己的财富。

当劳役地租变成产品地租的时候,直接生产者、必要劳动条件的占有者,必须向那些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即地主,包括私人和国有的地主提供剩余产品。产品地租与劳役地租不同的是剩余劳动不一定要以其自然形态去实现,因此也无需在地主或地主的代表的直接监督和强制下进行。相反,直接生产者是根据法律规定在实际上属于他们、由他们耕种的土地上,而不是像过去在领主的土地上实现剩余劳动的。直接生产者可或多或少使用自己的全部劳动时间,即便一部分时间为地主进行无偿劳动,但不同的是地主如今不再收回自然形态下的那份剩余劳动,而是收回剩余劳动得以实现的产品形态。直接生产者为自己做的劳动与其为地主做的劳动不再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开了。此外,直接生产者还可以将家务与农业结合起来。

产品地租可能不会吸纳全部剩余劳动,可为直接生产者提供更广泛的活动范围,甚至有可能让直接生产者寻找到让他直接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但产品地租也可能让直接生产者陷入负债累累的境地,特别是在发生自然灾害、疫病、灾荒,到了无法再生产,更不能扩大生产,不得不满足于部分最低的生活资料,以艰难度日的时候。

商业、工业、城镇的发展以及一般商品生产的发展,使得产品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一开始是零星的,之后拓展到全国范围。如今,直接生产者向土地所有者支付产品的价格,而不是产品本身。这样一来,直接生产者的一部分产品必须换成商品。因此,全部生产方式的性质或多或少发生变化,但跟过去一样仍作为土地占有者的直接生产者要向作为主要生产条件所有者的地主提供部分从剩余产品形态转化为货币的无偿劳动。然而,劳动条件所有权不同于土地(如农具等),已成为直接生产者的所有权,一开始是实际上,后来是法律上的。

在货币地租中,土地所有者与占有并耕种着一部分土地的那些依赖者之间的习惯和传统关系,必然变成纯粹的、具有合同性质且被成文法的严格规则所约束的关系。因此,占有并耕种那块土地的人当然会变成一个简单的土地承租人。产品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也为一部分过去的占有者赎回自己的交租义务并变成一个对其耕种 的土地拥有完全所有权的独立农民即小农创造条件。

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自由工人则像商品一样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他并不属于特定的雇主。工人可通过终止劳动合同来任意辞退这个资本家的工作,转而给别的资本家打工;资本家也可随意辞退工人。但是如果工人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产阶级。因为工人拥有着劳动力,所以获得工钱。但资本家支付工资的前提条件是工人还能创造出大于劳动力价值的一种新价值(其表现形态为工资),也就是创造出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仅仅是物化的剩余劳动。

在批评认为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一致的观点时,马克思分析道:事实上不过是说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工人若不受雇于资本家就会灭亡。资本若不剥削劳动力就会灭亡。但工资和利润朝着想反方向发展,因此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着矛盾。再怎么去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也无法消除工人利益与资本家利益在新价值分配(包括v+m)中的对立,v增m减,v减m增。

又有人认为,如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已明显提高,不少劳动者购买了股票,出现了庞大的中薪阶层,因此资本主义改变了本质,不再是基于剩余价值剥削的社会了。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已明确指出,得益于科技进步,劳动的生产力得以提升,首先在生活资料生产行业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行业,劳动日时长不变(甚至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增加,因此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大大提升。因此,劳动者的生活得以改善,但剥削无偿劳动的水平有增无减。而资本家自己既能够过得比以往更奢侈,又可以积累更多来增加生产规模。

剥削程度增加还表现在比较工资或者相对工资。譬如,由于劳动生产率提升,所有消费商品的价格都下降2/3,而日工资则下降1/3。凭着这个工作,工人能购买比以往更多的商品即实际工资增加了,但幅度与利润增幅不同,因此相对工资下降了。相对工资体现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关系。假如在生意顺利的时期,工资增长5%,而利润增长30%,这时候相对工资下降。如此一来,即便工人生活改善,但剥削程度有增无减,资本家与工人的收入差距也被拉大。

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在对剥削关系政策的实践带来的历史经验教训

在理论上,列宁已经十分充分且明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剩余价值剥削的原理。譬如,一方面,列宁强调“要终止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只有采取一种手段,就是消灭劳动工具的私有制,所有工厂和矿山以及所有大地产等等都归整个社会所有,实行由工人自己进行管理的共同的社会主义生产。”(9)但是另一方面,列宁明确指出:完成“使全体劳动者彻底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的目标以及“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力有高度的发展和工人阶级有高度的组织性。”(10)“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11)

列宁重申了马克思的结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本身使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到来”(12)和批判民粹主义者们都无法理解下面一点:人们是如何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的,不是通过延缓它的发展,而是加速它的发展;不是从后面而是正面,不是朝着反动而是进步的方向进行”。(13)

然而,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至1921年春天经济和政治危机,正如列宁的评价,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政策犯了许多错误并遭遇了许多失败,不得不转向新经济政策(NEP),其中有两大错误:一是计划欠周地设想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并且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二是当时根本没有提出俄国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

但是列宁也强调:敢于承认失败,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把做得不好的工作更仔细、更谨慎、更有步骤地重新做过。如果我们有人以为承认失败会象放弃阵地那样使人颓丧气馁,那就应该说这样的革命者是一钱不值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有使我们看到旧方法的不正确,那么我们今天就决不能学会用新方法解决自己的任务。

列宁强调: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

由于我国文化落后,我们不能用正面攻击来消灭资本主义。到1921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保证国家资本主义不远将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新经济政策的突出内容之一,就是要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要颁布法令,规定交纳粮食税以后剩下的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当时我们这样做,也就是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自由。(14)

在一个小农国家,凡是有交换,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是经济政治学最基本的原理,是经过普通老百姓日常观察所验证和确认的。

那么面对着这样的经济现实,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

或者是(这是最后一种可行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联合和并存呢?当然能够。

在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下,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这可能被认为是奇谈,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吗?但这丝毫也不是奇谈。(15)

得益于上述正确的政策,苏维埃俄国摆脱了1921年春天经济和政治危机,实现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剥削关系理论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发展的意义

以社会主义为初期阶段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也是人类的梦想,是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但不可能草率、唯意志主义地去实现这一目标,而是要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按照否定之否定规律,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被封建制生产方式所取代,而封建制生产方式又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与这种发展相对应的是,奴隶剥削形式被封建地租剥削形式(含劳役地租、产品地租和货币地租)所取代,而封建地租形式又被剩余价值剥削形式所否定。只有由资本主义自己创造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之间激烈矛盾,使得这种所有关系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枷锁的时候,才有条件向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迈进。正因为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极高的程度是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关系的社会的前提,所以我国加快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符合社会主义定向的。正如上面所援引的恩格斯的评价: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能创造出上述前提。又如马克思的预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16)

目前在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低下,各行业、各区域甚至是同一个产业或区域内的各经济单位之间都参差不齐。按照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必然还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包括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因此还不能提出消灭一切剥削形式的问题。必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标准为基础去处理剥削问题。对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剥削形式(如放高利贷),要采取政策去消灭。还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如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就被视为进步的,国家必须保证资本家的所有权和合法利益,鼓励他们依法加大经营力度,助力“民富国强民主公正文明”事业。

消灭那些过时的剥削形式,也不可能仅仅靠禁止或者暴力手段,而是要采用各种合适的经济措施。譬如,消除高利贷(黑信贷),需要一方面完善针对贫困人、中小企业的贷款体系,满足他们对发展业务的贷款需要,一方面在承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性合法性、鼓励其发展的同时,不可否认其基本性质是剩余价值剥削以及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如此正确认识并不是为了歧视或区别对待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而是为了在两个方面上采取合适的政策:一方面,必须保证便利营商环境,让资本家获得应有收益,从而积极投资。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条件下,招商引资竞争愈演愈烈,优惠政策也有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政府不断完善投资法并推出更具吸引力举措的原因。另一方面,政府应协调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利益,使得“劳资互利共赢”、“公私两利”,避免阻碍生产发展的激烈矛盾对抗发生,同时防止偷税、转让价格、拖欠员工社保等消极行为。

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存在的时候,必然要承认按所有权分配,换句话说是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以实现。但是应避免两个极端:一是过分强调所有权是向往的目标,草率地消灭私人所有制,确立形式上的公共所有制,以为这样做等于已经消灭剥削关系,使得无主状态出现;二是仅仅把所有制视为手段,以致于只要是发展生产,任何所有制形式都能接受,忘记了所有权上的不平等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因此,要逐步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进步双重目标,国家既尊重初次分配中的经济规律,又要调节二次分配,即调节各阶层居民收入。这种调节不仅面向分配生产结果,还要面向逐渐改变各种资源集中模式,使之有利于低收入人群。政府为贫困人有权所有或占有并使用各种生产要素如土地、贷款、惠林、惠农、惠渔、职业培训等提供便利机会。

此外,国家也要关心调节供需关系和市场价格,以保证工人的实际工资,调节减少富裕居民阶层的收入(征收企业所得税、累进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继承税),调节增加弱势人群的收入(通过各种经济社会计划、公益服务、保险形式等)。这将改变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条件下的剥削关系,在采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助力维护社会主义定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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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家政治出版社,河内,1995年,第21卷,第24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上,1993年,第23卷,第1057-1058、347-34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上,2000年,第46卷,下卷,第358-360、367、368-372、375-37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上,1993年,第13卷,第15-1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上,1994年,第20卷,第227、254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上,1993年,第23卷,第1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上,1994年,第16卷,第325-326页
(9)列宁全集:进步出版社,莫斯科,1974年,第二卷,第113页
(10)列宁全集:同上,1979年,第十卷,第302页
(11)列宁全集:同上,1977年,第39卷,第18页
(12)、(13)列宁全集:同上,1974年,第一卷,第215、456页
(14)列宁全集:同上,1978年,第44卷,第188-189、195、200、248、254-255、262页
(15)列宁全集:同上,1978年,第43卷,第266-268、28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上,1993年,第23卷,第1059页

文章来源:《共产主义》杂志2019年9月第925期


作者:杜世松 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