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杂志）在越南，随着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推进，数字生产力正逐渐显现。然而，当前的生产关系仍然保留着传统工业时代的特征，相关机制和政策是在现代生产关系未能跟上数字化实践快速变革的背景下制定的。在数字环境下，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要求大力创新管理思维和政策制定方法。

过去40年的革新历程，使越南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不断加深，恰逢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以数据、技术和数字平台为特征的数字化转型蓬勃发展。这一背景不仅推动了增长模式的转变，也迫切需要推动经济结构朝着现代化、包容性和可持续的方向进行调整。这一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是生产力的转型，从而带动生产关系的调整。在题为《数字化转型——发展生产力，完善生产关系，引领国家迈入新时代的重要驱动力》^（1）的文章中，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强调，生产力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必须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发展水平；生产关系一旦落后，就会成为阻碍整体发展的绊脚石。

新的形势要求开展理论研究，进一步明确“生产资料”、“劳动”、“所有制”等传统概念和范畴的范围、内涵和互动方式，同时重新界定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在现代生产关系结构中的角色。由此产生了许多新问题：谁是数据的所有者？谁控制数字平台？劳动者的角色和地位是什么？在数字经济中，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生产力的结构、形式和运行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时，生产关系应该如何调整？

数字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社会的发展始终与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紧密相连，而这些变革的背后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理论，将“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范畴视为解释历史运动规律的中心。进入数字时代，随着世界经济向数字化、数据化和自动化方向快速转型，创造性地、辩证地运用这一理论体系变得尤为迫切。这不仅是正确认识生产结构变革本质的重要基础，也是指导新形势下社会发展政策和战略制定的重要依据。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反映着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是决定社会性质、水平和发展趋势的关键因素。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解释人类历史如何通过一系列社会经济形态演变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生产物质财富过程中所拥有的全部实践能力。生产力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劳动者以及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水平。其中，劳动工具被视为衡量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尺度”。生产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切经济关系，包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关系。生产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各个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必然结果。

根据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现有的生产关系就会过时，阻碍生产，并最终被新的、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所取代。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然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非单向关系，而是辩证的，既统一又矛盾、相互作用的。在许多情况下，生产关系能够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组织和分配。但当生产关系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改进生产方式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要求。马克思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在于，他强调了科学技术革命作为生产力飞跃发展的直接驱动力的作用。在《资本论》及后续著作中，马克思展现了前瞻性视野，特别关注机器、自动化及工厂劳动分工对劳动生产率、阶级结构和劳动关系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表明马克思主义能够适应新生产形态，超越机械工业框架。

数字时代生产力的“演进”

在数字时代，生产力的结构、形式和运行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工业时代，生产力的中心是机器、机械流水线或电力系统等有形劳动工具，而如今，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平台和数字技术逐渐取代这一角色。这些新要素正在重塑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劳动分工。

数据具有无限复制、即时分发和指数级积累等显著特征，已成为几乎所有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输入性要素。与稀缺且有限的传统生产资料不同，数据不再仅仅是生产和消费的副产品，而是日益成为在全球价值链中创造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数据作为一种无形生产资料的兴起，要求拓展“劳动工具”的概念，并重新思考在算法、自动化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有助于创造比直接劳动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新背景下剩余价值的形成机制。除了数据之外，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和数字平台生态等技术的应用正在创造一种新型的生产力。这种形态的三大显著特征如下：第一，知识逐步实现自动化；机器不再仅仅取代体力劳动，而是部分地重塑了思考、分析和决策的功能；第二，生产过程通过“平台化”机制进行，各项活动通过中间数字基础设施（例如亚马逊、Grab、Airbnb）组织——这些实体并不直接拥有物质生产资料，但又控制着生产链中价值的流动和分配；第三，当今的生产模式趋向于互联互通、去中心化和灵活化，其运作超越了工厂、企业甚至国家的物理边界。除了数据之外，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和数字平台等技术应用正在共同塑造一种新型的生产力。

这些变革导致劳动者的角色和参与方式发生深刻的转变。在工业时代，大多数工人操作机器从事重复性工作；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他们则成为数字系统的设计者、监督者、分析者和优化者。劳动能力与数据、算法和技术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需要逻辑思维、对自动化系统的理解以及适应非物质生产环境的能力。如今的劳动者不仅与机器互动，还与数据和数字平台驱动的决策系统互动。这种在新的生产力形态中人与技术的“混合”催生了前所未有的特征：价值的创造无需有形的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可以在传统的物理空间之外运行，劳动分工几乎可以实时地跨越国界，通过云基础设施和连接平台实现。生产力的非物质化进程日益显著，形成了一种远远超越传统工具或机械流水线概念的生产组织模式。

现代生产关系的变化

与数字时代生产力的转型同步，作为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组织形式的生产关系也在经历结构性变革。所有制形式、劳动组织、分配机制和管理方式等核心要素正因受到数据、数字平台、人工智能和跨境生产网络兴起的影响而不断重塑。与传统产业周期缓慢的转型过程不同，新形势下生产关系的转变速度更快，复杂性更高，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方面。

平台资本主义与无形控制权：当代生产关系格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平台资本主义”模式的出现和蔓延。在这种形态下，企业不再投资和直接掌控土地、工厂或原材料等有形生产资料，而是专注于控制作为组织用户、供应商和市场力量互动的中介的数字平台。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生产权力不再依附于有形工具，而是转移到算法和数据等无形要素上。用户行为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不仅用于个性化服务，还用于预测趋势、引导行为，甚至影响客户、合作伙伴和员工的决策。从马克思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扩展的剥削形式，剩余价值不仅来自体力劳动，还来自数据、互动时间以及人们的认知能量——这些领域在过去都超出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围。

去中心化生产网络与经济权力重组：伴随着非物质化进程，数字时代的生产组织也在向去中心化和网络化模式转变。生产活动不再局限于单一工厂或固定场所的线性流水线，而是通过多个功能集群进行管理，由独立实体执行，但又通过数字平台紧密连接。例如，如今的科技产品可能在美国设计，在印度编程，在越南制造零部件，在泰国组装，通过TikTok进行全球推广，并通过亚马逊进行分销。这种新的网络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的所有权关系和管理方式；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不再主要依赖于对有形生产资料的拥有，而是依赖于对平台基础设施、数据流和连接性的控制。在这种结构下，少数全球科技公司凭借其协调市场、影响消费者行为和塑造价值链分配的能力，拥有明显的优势。相反，大多数中小企业及其员工依赖于他们无法访问或控制的“黑箱算法”。这代表着分布式生产系统中软实力的集中，权力中心从工厂转移到软件、平台和数据库。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数字生产超级架构”，在这个架构中，拥有平台和算法的实体可以攫取远远超出其实际物质生产能力的剩余价值——这是一种通过数字中介攫取剩余价值的形式。

劳动关系、平台劳动和算法的变革：另一个重要的变革是劳动关系模式的转变，从稳定和正式的形式转向灵活、非正式和算法驱动的劳动。零工、自由职业和远程工作正在成为许多行业的主流趋势。依赖长期合同、权利保护机制和清晰组织框架的传统劳动关系结构正被缺乏制度基础和集体对话渠道的灵活就业模式所取代。尽管被称为“自由”，但实际上，劳动者受到隐性标准、星级评分和客户反馈的严格控制，自由变成了一种新的依赖形式。这是一种“通过监督实现自我管理”的形式，个人必须遵守单向强加的规则，而没有协商、解释或反馈机制。如何保护数字环境下劳动者的权益，是一个巨大挑战。

不平等加剧与“新数字阶层”的形成：现代生产关系转变带来的一个深刻社会后果是社会分化加剧和数字不平等现象的出现。能够掌握技术、控制数据并适应数字化生产环境的群体将日益攫取大部分新创造的剩余价值。相反，缺乏数字技能、培训或再培训，或生活在缺乏数字基础设施地区的劳动者，则面临被全球价值链边缘化的风险。这造成了“数字底层阶级”出现的风险，这一社会群体既受到数字平台的剥削，又被剥夺了基本的社会权利。

总体而言，数字时代的生产关系正在朝着更加灵活和去中心化的方向重构，但与此同时，不平等现象也日益加剧。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凭借其辩证分析方法和批判精神，仍然是识别和解释数据时代和数字平台生产关系中出现的新矛盾的重要参考框架。基于此，构建适应新型生产结构的制度体系，确保公平、可持续和可控，成为各国的战略任务。

越南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发展现状

越南生产力发展现状

在越南，一种新型生产力正在数字技术、数据、人工智能和创新生态的融合基础上涌现，创造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然而，这一进程并不均衡，受到制度、市场、人力资源质量和发展空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首先，就数字基础设施而言，它是生产力的新型物质基础。过去，生产力依赖于工厂、机器和机械设备。而现在，主要的物质基础设施是数字基础设施系统，包括宽带通信网络、数据中心、云计算、边缘计算和高性能计算能力。到2024年底，超过75%的人口使用互联网，74%的家庭将拥有固定宽带连接，100%的乡镇/街道实现4G网络覆盖。VNPT、Viettel和FPT等大型企业正大力投资5G网络、四级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基础设施，助力为数字生产体系打造基础设施。

其次，关于数据和平台——数字经济中的新型“生产资料”。数据具有无限可再生性、近乎零边际成本以及指数级利润增长的潜力，被认为是21世纪的“新石油”。2023年，国会通过了《电子交易法》（此前为2005年《电子交易法》）。 2024年，国会通过了《数据法》；2025年，又通过了《数字技术产业法》和《个人数据保护法》。这两部法律文件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石。

第三，关于人工智能和技术——新的“劳动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劳动是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的核心要素。然而，在数字环境下，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借助算法、软件和人工智能系统实现自动化，导致“活劳动”逐渐被“机器学习劳动”所取代。越南在金融银行、电子商务、物流和医疗保健等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目前，根据“政府人工智能准备度指数”，越南在193个国家中排名第59位，得分54.48，在东盟排名第五位^（3）。大多数企业仍处于试验阶段，数据基础设施、算力和人工智能人才储备仍然是亟待解决的挑战。

第四，关于数字知识和技能——生产力中的“人”的因素。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的知识和创造力是关键支柱。如今，劳动者不仅需要基本的机械技能，还需要熟练掌握数字技能，例如数据分析、智能系统操作、设计思维和跨平台沟通。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报告显示，越南劳动者掌握基本数字技能的比例仍然低于东盟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越南的教育体系，特别是职业培训和高等教育，在将数字技能、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内容融入课程方面仍然进展缓慢。

第五，关于数字空间和动力区，即新的生产“地域”。在工业时代，生产力与工业园区和集中式工厂紧密相连。如今，生产空间已扩展到数字空间、云端和在线平台，尽管地理因素仍然决定着资源的分布。河内、胡志明市、岘港和北宁等大城市正在逐步形成具有主导地位的“数字生产力集群”。相反，西北部、西原和西南部地区仍然缺乏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支持政策，区域差距日益扩大。

生产关系现状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越南积极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尤其是在革新、融入国际时期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深刻影响的背景下。然而，生产关系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从所有关系、组织管理关系和分配关系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关系。越南实行混合所有制模式，主要有三种形式：全民所有（国家作为所有者代表）、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其中，民营部门和外商投资部门在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创新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驱动作用。然而，积累和集中生产资料，以形成能够引领价值链的大型企业的能力仍然有限。与此同时，全民所有部门通过国有企业在关键行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资本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不匹配。

其次，关于生产组织管理关系。向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转型催生了多元化的生产组织生态，涵盖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合作社，以及数字平台和共享经济模式。然而，从传统管理模式向基于数据、数字技术和网络连接的现代管理模式转型的能力仍然滞后。国有企业在创新和提升管理体系效率方面面临一些挑战，限制了其在构建和拓展国内、区域乃至全球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方面的先锋和引领作用；民营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在获取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平台以及根据数字化模式重组生产所需的技能方面仍然存在短板。特别是，平台劳动或远程工作中涌现的新劳动关系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这就要求对法律框架和劳动管理机制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生产形态。

第三，关于劳动产品的分配。越南目前主要采用依靠市场、有一定调节的分配机制，但不同人群、地区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中产阶层正在快速增长，但很大一部分劳动力，特别是非正规部门和农村的劳动力，尚未充分享受增长红利。在数字经济中，利益分配体系仍然存在诸多局限性。个人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数字资产，尚未得到价值评估和公平分配；平台工作者无法获得与其为数字平台创造的价值相称的最低收入和社会权利保障。

数字时代越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组的主要特征和趋势

近年来，越南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历了深刻的重组，这一转变过程清晰地体现在三个显著特征和主要趋势中。

首先，生产力结构正向数字化和知识化转型。技术水平，特别是数字技术，已成为决定劳动生产率和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到2024年，越南数字经济规模将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18.3%，年增长率超过20%，是整体GDP增长率的三倍，位居东南亚地区前列。零售电子商务达到约2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近20%。非现金支付保持着50%以上的年增长率，在东盟排名第一^（4）。电子商务、数字金融、智能物流和金融科技等数字经济领域正在创造新的增长“驱动力”。

其次，生产关系的重组体现在所有制、组织和分配中的新型分化上。生产资料的所有形式日益多元化，不仅包括国有或私有，还包括知识产权、数据所有权、股份制、共享平台、灵活劳动等新型模式以及区块链或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等非传统组织形式。通过数字平台组织生产的过程使得劳动关系更加灵活、短期和非正式，从而迫切需要对法律制度、社会保障政策和劳动管理进行创新。

第三，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生物技术、机器人和自动化以及物联网等突破性科技成果的应用，催生了新型生产力。这些要素不仅是生产工具，而且成为核心生产资料，甚至主导着新兴产业。值得一提的是，数据此前未被视为生产资料，如今已成为数字经济不可或缺的“燃料”。越南已颁布《国家数据战略》，通过了《数据法》《个人数据保护法》和《数字技术产业法》，建立国家数据中心，这体现了数据在现代生产结构中的战略作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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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林博士、教授：《数字化转型——发展生产力，完善生产关系，引领国家迈入新时代的重要驱动力》，共产主义杂志网，2025年7月25日，https://www.tapchicongsan.org.vn/media-story/-/asset_publisher/V8hhp4dK31Gf/content/chuyen-doi-so-dong-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真理出版社，2011年，第一卷，第21页。

(3) 黄江：《越南在全球人工智能准备度指数中位列东盟第五》，政府新闻网，2025年7月25日，https://baochinhphu.vn/viet-nam-xep-thu-5-trong-asean-ve-chi-so-san-sang-ai-toan-cau-102240116173427249.htm

(4) 何文：《越南数字经济在本地区增长最快》，政府新闻网，2025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