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杂志）发展“生态农业、现代农村、文明农民”是越共十三大关于管理和发展“三农”的新思维。为实现由传统“三农”观念向发展“生态农业、现代农村、文明农民”的思维的根本性转变，突破口要从党的领导、政治体系的作用、责任与发扬农村民主相结合出发的。

一、“三农”是越南这样一个农业国家千百年来的问题，而“生态农业、现代农村、文明农民”又是全新的发展内容、形态和方式。这也是新时期审视和创新思维并重组“三农”问题管理和发展方式的起点。

作为在水稻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国家民族，“三农”是所有时期国家政策的支柱。如果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农业、农民、农村变化缓慢，那么在大约十年来，因为内生的动力、政策引擎、市场经济的推动力和国际一体化的压力，又以很快的速度、强劲的力度和紧张的速度变化着。

变化首先在于从一个以小块田为基础的、与按照自给自足方式生产的家庭“杂菜园”相结合的小规模、碎片化生产，向商品农业生产转变；从一个通过农村集市以小农生产的剩余产品进行交换的简单商品经济转向以为在市场上销售而生产为目标的发达商品经济，从每一个村庄如同一座孤岛转向对接、合作、融合与发展。革新事业确立了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农民生活发展的重要步伐，特别是过去十多年促成了更快速的突破。

农业和农村经济正逐渐适应市场机制。形成了为在市场上销售而进行农业生产的较为普遍的思维，多地还按照接近世界市场的价值链组织生产，精耕新作的菜园子逐渐取代“杂菜园”，批发市场发展并服务于远距离货物流转，服务超市销售或者出口的农林水产品精加工受到多地重视。企业初步成为为农业经济按照价值链发展，推动农产品商业化，应用科技，基于与个体户、合作社的融合重新组织生产等注入动力的重要因素。本地资源得到定位和有效挖掘，初步与“一乡一品”计划相结合，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使得多地农民过上更好生活。不再是“纯农”经济，多地还发展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紧密融合、相辅相成的农村经济，助力农村城镇化。推行新农村建设计划10年后，农村基础设施迎来显著变化，特别是公路、供电、学校、卫生院、文化馆、水利工程、电信、广播电视等。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涵盖吃穿住行、联络电信等基本需要以及教育、医疗、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家庭饮食结构明显改善，满足了体质发展和生活质量全面提升的营养需要。住房结构和建筑现代化，出行设施、家庭生活接近城市文明（如摩托车、冰箱、电视机、电饭煲、现代卫生间等），在大多数小康家庭和收入超过接近贫困线水平的家庭中较为普遍。今天农村的公共空间不仅有砖头路、村亭子、水滨、榕树等场景，还增加了有照明系统的混凝土马路、现代化且连接互联网的文化设施等。教育和人力培训成就迎来诸多转变，使得农村居民有条件提高素质，锻炼劳动技能，及时适应行业结构转移。医疗保险不断扩大，面向农村居民全覆盖，其中，低收入者、少数民族同胞获得政府的资助，确保其获得诊疗服务的权利。通过农业、林业、渔业生产发家致富的家庭数量不断增加。此外，还出现了越来越多融合、合作、创新生产组织模式、推动土地转移、劳动结构转移、应用技术的模式，带来很高的经济效益。这就是为形成新一代农民队伍充当核心的先锋力量和积极因素。

然而，农村经济社会近期的变化也蕴含着积极和消极的一面、推动力和阻力。较之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地区发展水平更低下，特别是山区、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海岛等。农业生产不够稳定，多地存在小规模、碎片化生产状况，向大商品生产转变还困难，一部分农民生活遇到困难，特别是在遭遇市场、天气不利影响时。气候变化、环境衰退形势严峻，有的方面是因为大自然的极端性，但有的方面是人为的，而农业、农村往往是后果最严重的地区，特别是九龙江三角洲。工业化、城镇化必然在吸引大量劳动力退出农业、农村。很多乡村只剩下老人、儿童，接受正规培训且有能力向现代农业转变、可持续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文明新农村的熟练年轻劳动力短缺。众多地区农业生产用地已经和正在转变使用目的，以开办工厂、工业区、城镇，而农民本身很少受益于这一土地转移过程。乡村、家庭文化、农村生活方式快速变化，积极和消极一面交织并存，对传统文化特色产生多方面影响。农村地区多种社会弊端和冲突拉响了警钟，特别是土地纠纷、上访、“黑贷”、封建迷信、“准宗教”现象等。

上述积极和消极、推力和阻力都对党的领导、整个政治体系的作用、责任和发扬农村民主带来更高的、更具挑战性的要求。从积极一面和推力看，需要领导、管理工作以更快的节奏提升水平并大力创新思维来充分利用推动农村发展的机会，避免错过共同发展大潮。对于消极一面和阻力，需要有突破思维来破解瓶颈，消除困难，化解挑战。这是一个繁重的工作，需要本领、担当以及对农民一个曾经为民族解放革命和推进工业化现代贡献最多的资源（人力物力、土地）但在市场经济和国际一体化中又遭受最大损失的阶层的感情。

二、基于革新思维的“三农”发展，首先要从那些与已成惯性、阻碍改革创新的小农生产密切联系的思想感情中解放出来，逐步接近文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充分、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

“三农”的发展首先需要领导、管理干部接近现代、充分且与融入国际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思维，把农业经济发展置于农村经济发展、增长模式创新、经济结构重组、城镇化、城乡融合的整体之中。在这一领导思维基础上，才能激发地方在市场经济中的潜力、优势，建立符合的地方治理体制，动员各种资源并创造发展动力。

实现思维由小规模、碎片化的农业生产向基于价值链、应用科技成就的农业生产的强劲转变，形成基于企业、个体户、合作社、合作组融合、合作，以农民为主体、企业为重要动力的生产组织模式。在此价值链中，企业保证生产者与市场的对接，对与形成严格技术标准紧密联系的“输入端”、“输出端”、技术转让和农产品加工等环节负责，农户通过合作社或者各种多元化的融合、合作方式来按合同组织生产，确保标准和数量，并开展最有利的谈判，尽量减少市场变动带来的风险和农民的损失。发展农村经济，要把农业发展与服务业、中小工业、手工业结合起来，旨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改变农村面貌。

需要形成与广泛融入国际相结合的“地方行动、全球视野”方针，确保每一种货物和产品的生产都不脱离世界市场的需要，特别是那些“苛刻市场”的需要，确保产品安全，充分满足严苛的技术标准。

各项自由贸易协定为越南农业进军那些带来高附加值的市场开启了重大机遇，但当那些越来越严苛的标准不仅面向满足确保消费者安全、健康、美观等需要，而且还致力于建立更文明更美好世界（如保护生态环境、禁止非法捕鱼和破坏性捕鱼、禁止使用童工、保障员工的工会权利等）时，挑战也会更大。

在新条件下创新关于“三农”的领导、管理思维，不仅需要能力，而且还要凭借对农民的情感和对农村的责任担当。实际表明，对农业的投资直接影响农民家庭收入的改善，但地方的财政收入又不同于对工业、服务业发展的投资。农业投资需要根本性，不仅考虑到提高民众收入的问题，更应考虑到劳动结构的转移、生存环境保护和民族文化特色的保护和弘扬等。

发展工业、服务业，需要富有吸引力的招商引资政策，包括与优惠税收政策、便利行政手续改革相结合的土地规划；而发展农业，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困难也更大。这里需要同时找出“三农”问题的多个答案：创新生产组织模式，保证稳定市场，统筹生计转变和劳动结构转移，统筹农民收入改善与接近城市文明的生活质量提升，保护和推动生态环境再生，统筹民族文化特色保护与每个人、每个家庭、村寨的生活重新组织，推动城镇化和城乡融合等。这是充满困难和艰巨的农民再培训事业。“生态农业、现代农村、文明农民”发展，需要大量公共资源投入，涉及遍布祖国各地的广袤地区，越是困难地区，越有国防安全保障、各民族平等的很高要求，越需要巨额投资，而不可能仅考虑经济效益。如果领导人缺乏对那个曾经为革命作出最多贡献并且在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遭受很大损失的农民阶级的理解和同情，就很难形成“三农”创新和发展的思路。因为投入工业化、城镇化的资源几乎是从农村“引过来”（人力物力财力、土地等），而环境污染则是“推过去”，让农村承受着（废水排放地、工业废物和城镇地区生活垃圾处理厂、墓地等建设地等）。

必须摒弃那些“缺乏良心”的发展观点，即用农民、农村的利益来换取工业化、城镇化，而其背后往往有“利益圈子”的影子。因此，“三农”发展需要与发展道义紧密相关的发展思路，需要那些始终要尽心尽力服务人民、关爱农民的领导人的智慧和良心、责任担当。

只有建立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才能协助领导人把握好挖掘农村潜力优势和培育民力、关照农村社会保障，以企业思维作为创新农村经济的动力，关照建设具有社会性的经济组织（如合作社、社会政策银行、社会企业等）或者保护农民正当合法权益的政治社会组织（如农民协会），确保在市场的挑战下和谐发展农村经济，统筹经济发展与乡村文化特色保护弘扬、生态环境保护。工业化容易导致为服务工厂、工业园区、城市建设而挖掘和调动一切农村、农民资源，忽视培育和再生农民农村资源的思维。因此，在推动农业、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同时，需要注重职业培训、生计转变政策，和谐分配土地带来的利益，使得农民真正是农业发展的主体、把握新农村建设过程并受益于土地转移，不会变成“新一代佃户”或者在发展中被边缘化。发展农业、农村，必须重视建设和巩固新型合作社、合作组来联合农民形成合同谈判缔约中的合力，使之主动与企业一起参与基于价值链的生产组织模式运营，在市场机制下减少损失，同时助力逐渐改造或改变“小农”生产心理和习惯。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特色是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问题，要紧密统筹维护、发展美好传统文化价值与消除那些正阻碍文明进步的陋习。领导干部和民众都要深刻意识到致力于绿色、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为那些面临着“混凝土化”压力和温室效应的城市筑牢“绿色屏障”。

三、确保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挥整个政治体系的责任，在确保由传统“三农”观念向“生态农业、现代农村、文明农民”发展思维的成功转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干部队伍在制定和组织落实各项领导、管理决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农村地区，干部的作用更加重要，而它的力量是由每个人的水平、品质以及年龄、性别、职业、民族结构合理的集体力量组成的，其中年龄结构和民族结构意义尤为重要。推进教育培训，提升农村干部质量，是当务之急，包括课堂培训和现场实践培训。干部结构要确保和谐、合理，从而巩固团结一致的力量，发挥每一类干部的作用和优势。对于少数民族干部，在设计相关标准时要考虑到特殊性，比如提前派遣培训、优先培训的时间可以更长。在选拔和任命干部时增强竞争性，但必须在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内部创造单独竞争空间。推进干部垂直调动，即一个地方干部到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在掌握了宏观政策后调回原来的地方工作。在少数民族干部横向调动（各省之间、各县之间、各乡之间）中，当落实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回避主张时，需要调到那些民族结构、文化特色、风俗习惯特点相同的地方。重视农村地区党员发展，克服由于居民到工业区或城市打工导致的党员数量减少的状况。出台政策来发展、培养和任用那些结束在军队、公安服役时间回到农村生活、居住的党员，使之充当基层团体骨干和政治体系干部建设的核心。农村干部培训必须务实高效，注重实践，减少远离现实的冗长理论。

由于农村各地在地理、地貌、地形、水文、人口、风俗习惯等条件特点不尽相同，所以要加大简政放权，为发扬各地在制定地方政策、创新地方治理中的自主权创建足够的空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注重简政放权，以市场信号为作出领导、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确保灵活性、主动性和对形势的适应性。特别是那些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海岛地区，放权需要足够的力度，以便处理在本地发生的特殊问题。在简政放权的同时，要加强检查监督，及时纠正那些偏差现象、违规行为，反对“乡规胜王法”式的地方主义、分散主义、为所欲为。近期，党和国家加大了简政放权力度，但检查、监察不够相称，导致了大量需要纪律、刑事处理，损失干部的违法违规行为。在加强中央对地方监察、检查的同时，需要提升内部自我检查、省级对县级、县级对乡级监督效果，严惩那些违法违纪行为，以便警示和威慑，反对那些为所欲为、地方主义、腐败、不正之风的现象。

农村社会管理中把法律与习俗、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相结合，是需要注重的突出特点。习俗绝对化容易导致随便、偏离法律，但不对习俗给予应有重视，那么法律很难落地生根。在农村工作的干部需要牢牢掌握习俗，不仅有效服务群众动员工作，还能助力制定顺应民心、得到人民理解支持的地方政策。与此同时，要注重在自然资源、环境管理、生产组织、社会管理方式等所有领域上统筹科技应用与地方知识作用的发挥。地方知识是在生活、劳动、生产环境下总结出来的，一代接一代接受考验的，通过记忆和实践得以保存和传承的，因此符合每一个民族和地方多样的实践。一些政策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组织落实时效果欠佳的深层原因是缺乏地方知识了解，将共同政策僵硬地强加于特殊地方。“一乡一品”计划的各种产品之所以在市场上销售时价值很高，是因为这是地方资源和地方知识价值的结晶。地方知识造就了服务旅游的独特产品，使得地域、民族、地方文化特色的多样性得到肯定。地方资源和地方知识形成了独特产品和差异性，从而在实现市场商业化时带来卓越的价值。

对于农村地区，需要注重发挥一把手的责任，特别是表率责任。任何地方都需要标杆表率，但对于农村地区更加重要，因为相比语言和理论，农民更重视行动和实践。因此，重要的是要在农村实行强有力的党政行政改革，纠正那个使得下级干部和民众难以接受，甚至厌倦“报告”的冗长文件弊病。文件要言简意赅、便于记忆和操作，可总结为以下方针：明确人和事、明确地址、明确做法、明确产品。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真正率先带头，才能说服下级，使得群众信任和学习。抓紧完善关于地方领导和地方治理的理论，为各地形成特殊领导、管理方式建立框架规定，制定干部与下级、民众行为规则并发表于新闻媒体上，包括就民众对于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治体系干部的满意度征求意见。

四、从关照民生和农村发展的切实问题着手去发扬民主，建立农村团结力量，密切党与人民联系，早期、根本、远程、及时发现、防范、制止、处理各种导致农村社会冲突危机的潜在因素。

基于携手建设生态农业、现代农村、文明农民这一公约数发扬民主，建立农村团结力量。那是面向基于价值链的生产，打造小康文明的农民生活，发展现代化的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农村。宣传、教育、组织、动员农民由传统农业大力转向生态农业，接近基于价值链的市场、绿色安全生产、与企业紧密融合。团结和民主要建立在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建立新一代职业农民队伍、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文明农民和现代农村建设，要在有选择性继承美好的传统价值和筛选、消除那些给农民带来负担的吃、住、生活、卫生、殡葬、婚宴、家庭、乡村组织的陋习的基础上进行，与实行“全民团结共建社区文明生活”运动相结合。

着力领导、指导和保障资源来处理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的迫切问题。投入学前到中学、职业教育等现代化和质量提升，确保接近城镇地区水平，包括基础设施、教学条件和师资质量，特别是要促进学前教育和小学发展迎来强劲突破。推进农村地区人力培训，确保可持续发展，整改服务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具备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短缺状况。充分发挥那些紧密联系、理解和支持农民、农村实际条件的信贷机构（越南农业农村发展银行、社会政策银行、各种民间信贷基金）的作用，旨在确保农村地区贷款，消除“黑贷款”状况。推广农产品招投标中心模式，旨在确保农产品价格稳定，给农民带来最高利益。继续资助贫困人口、低收入人口购买医疗保险，扩大全民医保覆盖范围。重视巩固基层医疗、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数量充足、质量提升的社区医生队伍，面向统筹个人、家庭健康档案管理和家庭医学发展、数字转型。实行部分报纸免费发放到村级文化馆，提出农村公共场所免费使用互联网的路线图。统筹农业保险扩大的机制创新和保障资源调动，研究农民养老金模式。

农民在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作用，只有在主体能力得到相应提升时才能保障，包括个人能力（知识、文化、科技等）和通过法人、各种融合、合作方式（如合作社、合作社联盟、产业协会、农民协会等）的组织能力，从而形成集体力量、社区力量，这是单一的个体户在现代化且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中往往吃亏，难以应对挑战和充分利用发展机遇的。农村阶级关系的建立，要面向为巩固政治体系和引导农民提升主人翁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既关心可持续减贫，又投入发展具有商业经营能力的，具有社会精神的，具有引领农村社会素质的模范卓越因素，甚至为安排担任基层党委书记进行培训和培养。那是新一代农民以及模范农村经济个体户的队伍。通过优惠贷款、创建农庄发展土地基金、应用科技与弘扬地方知识价值相结合等机制，吸引那些得到正规培训、热衷于农业的大学生回到农村创业，同时为基层政治体系培养后备干部。优先投资发展那些必须用30%至40%的培养时间用于编制课题和实践课题（课题必须明确土地基金、获得土地基金的机制、生产组织模式、产品输入和输出、应用技术、市场、供应链、人力、劳动力、资本来源、担保单位等以及课题实践）以便成为职业农民的农业、林业、水产业领域应用型工程师培训院校。

健全基层政治体系并提升党委、政府生活会上践行民主的效果。巩固和增强祖国阵线、各政治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在建设新农村、建设农村大团结力量中的作用。提高农民协会主动参与处理农民阶级迫切问题的能力，创新并强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联盟并扩大与企业家有效合作。落实好基层民主条例，特别是公开透明、问责制、及时处理申诉控告、做好民运工作。挖掘并合理利用习俗和地方知识在农村社会管理中的价值，统筹好行政管理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并发挥好村寨长老和有威望者的作用。集中巩固信教同胞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革命老区、抗战老区基层党组织，并提升其活动质量。注重社会政策银行以具体行动和切实具体工作参与农村发展的能力。巩固和推广那些把政治生活与社区管理经验、商业经验和文化生活分享相结合的会馆、村寨文化机构等模式。需要创新党的生活会形式和内容，在居民社区部署党的主张要确保朴素、切合民众的切身需要，扩大实行党支部书记与村长一肩挑的范围。共青团、妇联、农民协会、退伍军人协会等各政治社会组织在农村基层的组织、俱乐部需要按照社群机制运行，确保深刻的社群性，能够吸引团员、会员参与解决社区生活面临的紧迫问题，如减贫、合法致富、转变生计、职业培训、促进性别平等、子女教育、防范社会弊端、破除陋习、建设文明新生活、维护村庄治安秩序等。

凭借社区的作用以及整个政治体系和核心职能力量的作用，早期、远程、从根本上发现、防范和制止那些蕴藏着导致农村不稳定的因素，特别是存在土地纠纷、“黑贷”、环境污染等热点地区以及被不良势力利用、煽动、分裂农村团结力量的信教同胞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需要高度重视巩固、健全和提升那些发生诸多复杂问题，成为“热点”的地区基层政治体系的运作效率，包括在一定时间内增援上级的干部下沉。尽早总结和评估乡级合并工作效果，将之置于县级结构重组的关联之中。统筹好乡级公安力量作用的发挥与村庄治安秩序保障自治的实施，在安全、灵活适应和有效管控新冠疫情的条件下确保经济社会复苏和发展的环境。（完）

文章来源：《共产主义》杂志2022年3月第9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