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所在的世界是风云变幻、日新月异而出乎意料的，其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因素。除了国际社会就众多问题所达成的广泛共识外，依然有从经济到政治等众多方面以及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的关系中存在的复杂难测的矛盾和冲突，甚至还有同一个民族共同体中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全球性的动荡以及各种大小矛盾要求所有被卷入其旋窝的国家，尤其是越南等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措施既要十分灵活巧妙以适应和融入，又要有本领和原则，以确保所有方面都不会失去自我，同时也不会陷入失落、迷失方向，特别是不会落后，不会更远地滞后于世界其他国家。

达到上述所有目标的国家也意味着将取得更高速、更强劲和更持久的发展。在这发展过程中，文化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政治和经济都无法缺少文化，并且都要求拥有文化。换言之，在当前世界条件下和越南发展新时期，文化务必渗透到政治和经济。务必把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旨在实现民富国强、民主、公正、文明的目标。与过去不同的是，当下如果没有文化照耀并指引方向，就不可能凭聪明去搞政治以求获得效益和成功，也不可能推动国家经济高速和真正可持续地发展，也就是说“文化……不能置身事外，而是要置于经济和政治之中”（1）。

文化并非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外的，更不是开天辟地之时大自然中早就存在的东西。同时，文化也不是千古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一直得到进一步发展、补充和充实，并且得到子孙后代有选择性地继承，甚至某些方面能超越或被放弃。

文化也不是每个人天生就具备的东西。从最广义看，“文化是人类为了适应生活需求及生存要求而创造出的一切生活方式及其表现之总和”（2）。如此一来，文化是属于人类且仅存于人类的代表性特征之一或者是最基本的特征属性。

社会发展到更高水平，则社会的一般文化水平也越高，或者也可以说，较高的文化水平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动力及结果。如果把一切“语言、文字、道德、法律、科学、宗教、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等日常生活所需工具及其使用方式的创造和发明”（3）视为文化，那么文化不但离不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还渗透到上层建筑的所有领域之中。

二、谈到政治，是谈到一个国家的各阶层、各阶级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相关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在谈到政治时必须强调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巩固和建设政权的作用；强调利用国家权力，动员各政治社会组织的力量及其对国家事务的参与，确定国家在每个特定的具体阶段以及多年经常性的任务和具体活动内容。因此，谈到一个健康、先进的政治，就是谈到一个为国为民、致力于民族和国家不断发展和永世长存的政治。

谈到现代的政治，不可不提及两个极其重要的支柱，分别是政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以及国家实施执政党的路线的管理效力。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现代化法治国家中，文化及文化水平，特别是法律文化、管理文化、组织文化和政府对待人民群众的行为文化有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旦承认了政治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各阶层、各阶级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那么首先应采取办法确保真正和谐公正地处理社会的基本关系，那就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会发现，早在古代，在赞同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在《理想国》中的思想即“正义比金子的价值更高”（4）时，古代哲学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在《论国家》一书中强调，“公正原本比世界上的金子还珍贵千倍”所以“没有任何利益或奖赏是靠不公而得到的”（5）。国家的领导上层的不公不正，常引发社会上的矛盾、分裂，甚至是失去人心；相反，正直和公平将给社会带来和谐和认同，好比一种发展动力。

因此，要想确保全社会利益和谐，则需要足够明智的政策，让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免受损失，没有人感觉到自己遭遇不公平待遇。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能够带来各方面实实在在的平等和公正，特别是如果导致贫富分化严重、失控状况，就很容易引发社会动荡的危机。确保利益关系和谐的政策不仅需要较强的科学性，而且还要求较高的人文性和文化性。也就是说，当今时代一个先进的政治体制的所有政策都要面向最崇高的目标即为作为社会真正的主体和客体的人类提供服务。

要想实现实质性的社会公正并避免贫富两极分化、避免社会动荡不稳，那么当代政治中最高水平的文化就是把所有社会阶层和阶级的人们视为政治体制的主体和客体，旨在既激发他们的潜在实力，又最好地服务于他们。那就是一切来自人民和为人民的明智的政治事业和政治体制。那也是保障一个制度长治久安的首要支柱。当每个人感觉到自己是民族、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真正受到尊重、享受自由、公正和平等，那么所有人将是该制度的忠诚捍卫者以及国家的竭力建设者，那就是柏拉图曾谈及的“富于自由精神的人们最喜欢去安家落户的唯一城邦”（6）。

当代政治文化中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如上所述，体现在政党的领导权、执政权以及国家的管理效力。

在当前世界条件下，对于属于任何政治体制的任何社会制度，不管是由唯一一个政党执政的，还是多个政党共同竞争夺取领导权、牢牢掌握执政地位的，一旦获得了领导权，不管是通过任何自由选举方法获得的，在执政党的路线实施过程中也不能缺乏一个廉洁和高效的行政管理机构。这一国家事务管理和调控机构，务必从代表着执政党和全社会的优秀人士中形成的。他们必须是具备各方面真正能力的人，如具备管理调控文化、扎实的法律文化水平、高超的组织文化水平，旨在完成他们对自己的党和国家的繁重任务和义务，而不是在被交办任务和掌握某个职位以后才派到专门机构接受培训。这就是我们应学习、吸取经验并加以实施的，旨在杜绝浪费时间和金钱以及失去人民的信心。

在民主和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被选举或任命担任某个岗位的人，如果不能够满足工作要求，就会自愿辞职，或者将被迫辞职，或者被罢免。可以说，辞职文化也是当代世界政治突出且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有文化的从政者应该明白，他们被赋予某个职责就是为了担当国家的事务，而不是为了获取利益、非法营私，因此当感觉到自己不具备执行能力或者犯了错误、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那么他们提出不再担任原来的职务是很正常，也是值得珍视的。相反，一个人因为能力薄弱、违法违纪或者失去人民群众的信心和信任而被罢免、革职，那么这就彰显法律的严明以及国家体制的廉洁奉公和真正力量。

在一个有民主传统的法治国家，更换能力不足或有某个瑕疵的人，均被视为很正常的事，旨在提高行政管理部门和执政党的能力、效率和威望，特别是为了赢得民心、凝聚社会上的高度共识。这就是在先进的法治国家，停滞不前的状况很少持续较长时间以及领导权、执政权经常更迭的原因。可以说，在这些国家，辞职文化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笔者认为，越南在全社会，首先是各级领导、管理干部队伍当中提高这种水平的时机已到。

三、我国要想向前发展，除了健康的政治、稳定进步的社会之外，还需要集中投入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进程沿着现代化方向迈进。然而，现如今不可能不顾一切代价地发展经济，特别是不可以为了经济增长的指标而牺牲生存环境。换言之，首先要把经济发展与生态文化相结合。要回忆起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前的教导，“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7）。

发展马克思的这句教诲，我们应该知道，不管是发展农业还是发展工业，都需要对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有着深刻了解；要明白缺乏大自然的帮助，人类和人类社会将无法存在；特别是人类“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8）。这意味着，要想有效地发展经济而无需付出环境代价，则无法缺少文化，特别是生态文化知识。

正因如此，引进投资、进行工业化，务必沿着现代化方向进行，不可以把工业化从现代化中分割开来。不管是工业工业化还是农业工业化，也都要在利用现代化技术基础上朝着现代化方向推进，而不是为了廉价或者获得低息贷款。一些项目多年停滞不前、实际投入远高于中标价的状况摆在世人面前，务必谨慎对待这种“因小失大”的做法。

低下的生态文化水平还体现在允许在多地的禁林、防护林的核心区兴建太多小型水电工程。他们打着建水电站的旗号，在防护林中“合法”地开采木材。与此同时，允许转变防护林、蓄水林甚至是有国防价值的森林使用性质以开展经济活动的主张，也为合法地砍伐森林提供了机会。还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近期部分经济发展政策制定中体现出的低下生态文化水平。

文化也尚未渗透到生产经营领域，商业文化和企业文化不被重视，未被视为对国家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条件。更值得担忧的是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文化水平未能满足当前全球化条件下的商业要求。国民经济乃至国家的其他方面，在商业文化水平没有及时提升、商业文化和企业文化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情况下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不难发现，目前，除了有道德、有文化的真正生产商和企业家之外，唯利是从、缺乏道德、反文化的生产经营状况似乎在所有领域，包括涉及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领域上随处可见。

要坦率承认，这种缺乏文化的生产和经营状况之所以可以持续这么长时间，除了企业家的错误，还有公职部门、执法部门的错误，以及来源于我们的法律跟不上生活实际。也可以说，反文化的生产经营弊端目前可以这么堂而皇之地存在，还因为腐败没有得到有效地整治以及法律和执法部门未能完全掌握的不少腐化变质分子的消极利益集团所导致的。这就是各级行政管理工作与经济活动、政治和经济与文化之间紧密关联的突出实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