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杂志）伴随着国家革新事业，为反映举国上下竭力克服战争后果、逐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发展与融入国际社会这一现实生活，越南的作家和诗人经过冥思苦想、摸索门径，在认知、思维和创作手法上实现了重要转变。文艺工作者的这一转变标志着越南文学真正在多个方面上都有了起色。甚至有不少研究学者称之为 “复兴阶段”，将越南文学推向自1986年算起的当代文学新阶段。（共产主义杂志）伴随着国家革新事业，为反映举国上下竭力克服战争后果、逐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发展与融入国际社会这一现实生活，越南的作家和诗人经过冥思苦想、摸索门径，在认知、思维和创作手法上实现了重要转变。文艺工作者的这一转变标志着越南文学真正在多个方面上都有了起色。甚至有不少研究学者称之为 “复兴阶段”，将越南文学推向自1986年算起的当代文学新阶段。

 一、概览

在初期阶段，当代文学受政治社会背景的“多维”影响；战争与和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等新旧事物的交叉使得文艺创作者难免感到诧异，也对丰富多样且错综复杂的新颖生活充满兴奋与期待。

1987年11月28日，越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创新和提升文学、艺术和文化的领导管理能力，弘扬文艺创新，推动文化、艺术和文化发展到新的台阶”的第05-NQ/TW号决议。本决议强调“鼓励摸索和试验为满足群众健康精神生活需要的任何创作方法与风格；消除所有衰颓、非人性的创作倾向”。按照这个决议，文学、艺术创造中的民主精神得到重视，各种创作试验被鼓励，文化交流得以拓展。

2008年6月16日，越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出台了 “关于继续建设和发展新时期的文学、艺术”的第23-NQ/TW号决议。该决议强调，文学、艺术是直接致力于越南社会的精神基础建设和实现国民全面发展的重要领域。决议指出要大力发展群众文艺，同时集中建设和发展专业文艺。在继承、发展和弘扬民族文化、艺术价值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国际合作，有选择地吸收国外的人文、科学、进步的价值，同时坚决遏制并击败敌对势力的任何文化强加、文化“入侵”的阴谋和手段。

在率先实行文学革新的作家行列中，苏怀、制蓝园等人早在抗战时期就取得了重要成就。阮庭诗、政友、陈寅、黎达等在抗法战争中成长的作家和诗人也在继续迈出稳健的革新步伐。阮明珠、麻文抗、黎榴等抗美时期的著名作家在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创作手法上都有了突破性的创造。继承他们，新时期的文学作家队伍逐渐成长。除继续开发传统主题的作家外，一个崭新的作家队伍相继诞生并很快取得鲜明的成果与印记，有名的有阮辉涉、宝宁、胡英泰、阮光韶、衣班、阮氏秋惠、潘氏黄英、阮越河、阮平芳、杜碧翠等。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新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有衣芳、卢银笋、高维山、印拉萨拉等作家。

各文学作家和诗人对艺术思维创新和彰显个性化创造有了更强烈的意识。加强与地区和世界文学交融的意识也在创作、理论、批评、研究、翻译、面对面交流等方面体现出来。信息传媒工具日益丰富多样；海外的爱国侨胞日益强大，再加上越南同世界各国经贸、文化关系不断深化，为这个阶段的文学交流提供便利的条件与空间，使文化交流呈现深广、全面而蓬勃的发展态势。

各种艺术观念不再如以前那样单一，变得更为多元化，使创作更加多彩缤纷。该阶段的文学基本上本着民主、人文的精神发展。创作人有胆识地实现创作方法的突破，敢于表态和反映原来被看作“敏感”，甚至是“禁区”的现况，大胆尝试各种新的艺术手法，接近并融入当代世界文化。在这一新时期，涌现了一支具有新思维、新手法的作家、诗人队伍，为打造一个五彩缤纷的文学阶段做出了贡献。

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当代文学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使得不少作家和诗人陷入了放任、庸俗和商业化写作道路，远离了社会文化和道德准则。融入国际和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价值、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之间产生的矛盾使得不少作家“踌躇不定”或 “误入歧途”。

二、创作情况及若干成就

（一）诗

与文章相比，当代诗的成就较为逊色。虽然不断创新但诗未能形成各种大的倾向和派系。说到当代诗的革新不能不提到一些业已取得成就的诗人。那就是以革命战争、建设国家和保卫祖国为主要题材的诸如阮科甜、友请、陈孟好、英玉、鹏越、武群方、陈登科、黄润琴、王仲等作家的“成熟”和成功。

在文学革新中，最受读者关注的有可能是诗的革新。诗的言词和音调“革命”被前一代若干诗人所倡导。本着每一句诗都要在字词上用功，诗中要有很多“词影”，字词与诗要融为一体这种观点，黎达、陈寅、邓庭兴、杨祥等诗人在诗的字词艺术革新上取得了一定成就。诗的形式革新被较多的诗人所追随，形成了克服以前较为放任、只注重题材、少艺术用工、不被读者喜爱的写作老路的潮流。

近几十年来，当代诗中涌现了一种倡导诗词形式自由和诗意创新的潮流。这个倾向的作品中，诗句十分自由、很接近散文、甚至倾向于从简造词和造句。这种不遵守传统诗律、打破诗词句法、采用简朴的言词抒发思想、最大限度地激发读者思索的做法成为了一种新的写作手法。对诗的新题材、新材料的执着与摸索无疑是当代诗值得关注的倾向。倡导这个倾向的代表性人物有阮光韶、杨桥明、梅文芬、张登容、银拉萨拉等。阮光韶的那些富有散文色彩的诗句刚出现时引起了崇尚传统诗词的读者和诗人的反应。他们坚持认为“诗要真正是诗，要押韵并富有乐调”。但阮光韶诸如《底河》、《回声》、《挑水的女人》、《故乡的歌》和张登容的《想象中的纪念》等作品相继问世后成为了这个倾向的代表作。

当代文学阶段中，抗美时期成长的女诗人有很多新的摸索与创造。随着对现实生活观点的变化，他们的创作手法体现出挣扎、破格的特点。诗坛中已出名的段氏蓝恋、黎氏云、林氏美夜、阮氏红萼等诗人的那些注重抒发内心感情且写作手法较为放纵的作品鼓励了诸如韦翠玲、潘玄书、范氏玉莲、夜草芳、裴雪梅等年轻笔者敢于实现突破、展现自我风采。

部分诗人的创作带有较为明显的后现代诗倾向。诗的艺术产生变化，带有偶然的拼接和剪贴，采用戏仿、突显等手法。然而，也要平心而论“后现代”诗是否会形成一次诗的革命？因为诗的革新不等同于把言词变得越来越糟乱致使读者无法理解作者的感情或诗中刻画不了任何形象、传达不了任何信息。

近年来对诗的革新还有70后、80后年轻作家的语言节俭倾向。这个倾向的成功未能看得很清楚，但无疑也为文学生活的多姿多彩献上了一份力量。

越南的当代诗中，少数民族的诗也取得了不少成功、迈出了值得赞誉的革新步伐。如在抗法、抗美时期中，盘才团、农国振、琴彪等作家带来了少数民族诗的独特之美，那么到了当代文学阶段，诸如衣芳、马阿灵、普小明、印拉萨拉、卢银笋、熊丁贵、梅柳、年青梅、贺卫、裴雪梅等作家则凭对传统诗词的创新和对自己民族文化力量源泉的深入挖掘而闻名于世。

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当代诗中仍有较多的诗句和诗集陷入了形式主义，个别诗集采用了缺乏艺术性的言词或描述那些远远背离真正艺术的庸俗之事，成为了“垃圾诗”、“肮脏诗”，更有甚者，还鼓吹对立精神，要求把“诗歌偶像”拉下舞台，触犯了民族真正高贵价值、违背传统美德、破坏诗歌传统。

（二）文

本文所提的文章包括短篇小说、小说和记叙文。同其他文学类型相比较，当代文章取得更为喜人的成就，算得上文学改革中走在最前沿的部分，著名的作家有苏怀、阮凯、麻文抗、黎榴、周来，特别是强烈主张进行文学改革的阮明珠也因思维和手法上的改革而取得了很多新的艺术成就。

继承这些开先河的作家，阮孟俊的《剩下的距离》、《面对大海》、《占婆岛》等富有时事色彩的小说赢得了舆论的关注，还有阮克长的《多人多鬼的土地》；杨向的《无丈夫的村》。值得一提的还有阮辉涉的《退休将领》、《森林的盐》、《水神之女》、《品节》、《金与火》、《利剑》；宝宁的《战争哀歌》（原名称《爱情的身份》）等代表性作品。各兄弟民族的文章也颇有起色，代表作有：韦红的《折磨》、高维山的《天琴》、《三户人家》、《山溪边上的屋子》等。

总而言之，短篇小说和小说都有起色。被文学反映已久的现实生活继续得到各位作家的集中刻画，形成了对历史、对现实再进行深入认识的新潮流。有的短篇小说和小说已超越国土范围，流向的地区乃至世界的文学大海，甚至赢得了一些文学强国的读者的青睐。在作家的创新意识里发生了重要的转变，甚至有的批评家说“作家的意识体系发生变化”。作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和对其的看法不同于以前，显得更为客观、更加深入地解读不好的一面、更为强烈地反映社会的不足。

刻画民族、国家、阶级大事记和历史重要事件与人物的史诗倾向逐渐减少，日常生活的素材增加了，语言的艺术也随之得以革新。“小说式的看法”替代了“史诗式的看法”就是当代小说最为突显的特点。本着人文主义精神，作家们提倡批判、辩论思维和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前一阶段文学中，注重刻画始终向上奋斗成为美好、英雄象征的史诗性人物的观念，逐渐改成了注重反映日常生活中一个世俗人的心思，好坏两面都得以刻画。

涉及历史题材的文章，尤其是小说也有了值得关注的可喜突破。除了忠实于历史的编年史作品外，很多作家仅以历史为由来实现自己充满时事色彩的创新。同历史进行对话和回顾，“反古迹”、“解神话”等特点受到了舆论和读者的一定反响。阮辉涉关于历史题材的一些短篇小说正是上述倾向的典型例子。换一个角度，阮春庆的《胡贵离》、《上寺庙贡米》、《林宫圣母》 又是从文化的角度上为历史题材的小说贡献了新的艺术表现。

与前一阶段不同，当代文学中的文章迈出了值得肯定的步伐。小说的观察范围扩大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生的悲剧和不为人知的一面进行必要、合理的“凝视”。小说的人物是多维的，人与人的关系错综复杂。相较于以前，小说的结构也更为灵活，故事情节压缩在一个狭窄的空间。短篇小说则出现了孤独人物、本能人物、忏悔人物等未曾在越南文学中出现过的人物类型。称得上当代短篇小说的“转折性”变化就是对现实的个性化识别与洞察；采用灵活收缩、疏散或呈开放式的故事结构。

总体看，上述一些转变可以看为对文体、文风、手法、文学语言进行新探索、新试验的初期爆发阶段，形成了一次文学革新运动，尤其是在小说类别上。当然，并不是任何试验都能成功，但那些取得了的成就确实也值得予以肯定。

和短篇小说和小说一起，记叙文也颇有革新。当代记叙文已经大胆、自信地走向现实生活不为人知的一面；直观坦诚地阐述对新生活的观点、态度和思索。然而，记叙文最具突破性的创造则在于叙述看点的革新，其灵活地从独语的位置转到对话，从唯一看点转到不同角度的描述。当代文学的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作为记叙文一种门类的报道文学的复兴。即便这种复兴刚刚开始，但报道文学敢为人先的矫健步伐开辟的文学革新的征程。1986年后，报道文学对现实采用了多面、多维的看法。当代报道文学较为成功的题材是：体现生活和人生中暗淡、深藏或被遮掩的一面，也有带来信心与希望的情节，尤其是反映后战争时代军人的生活、寻求公理正义的人们以及恶劣境遇下的人生。在这个阶段的战争主题记叙文中，写法与现实不再像以前那般通顺和单向了，作家们把多维的现实反映在作品里，甚至还涉及到一些军队指挥官在恶劣战争面前的损失和背叛。然而，记叙文像雨后春笋般的爆发式发展还是在战争后，反映那些业已落后的主张、政策和不再合时宜的人们。刊登在文艺报上的冯家禄报道文章《当天晚上》描述了清化省的税费征收，打响了压迫贫民的“新官吏”弊端的警钟。陈克的《跪着的女人》、林氏青河的《公理别把谁掉在后面》、明专的《办理活人的手续》等充满时事色彩的报道文章相继问世，反映政策体制多个方面上有待解决的问题，对宏观层面的主张和有关政策、法律予以犀利的辩论。在这个角度上，文学同媒体一起对发现和解决国家革新与融入地区和国际社会进程中所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缺陷起到积极的作用，为国家的革新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2年1月16日，越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当前党建工作若干紧迫问题”的第12-NQ/TW号决议（十一届四中全会决议）。四年后，越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继续出台“加强党的建设和整顿，防止和消除思想政治、道德、生活作风腐化变质和内部‘自我演变’、‘自我转化’现象”的决议。这些决议犹如一场东风，为艺术家们的创新注入了强劲的正能量。那些“鲜为人知或被遮掩”的现实受到了报道文学的更大关注。那些大胆妄为且手段隐蔽复杂的腐败行径和贩毒、卖淫嫖娼、跨境拐卖等弊端以及环境污染问题得到频繁提及，成为报道文章的积极贡献。

除以上两种较为消极的现实外，当代报道文章也注重反映生活中出现的积极因素和先进典型。例如：热衷于创新创造的知识分子，积极奋斗正当致富的劳动者，默默牺牲、甘于贡献的军人，超越境遇、展示自我的残疾人，备受战争毁灭又奇妙回生的土地，国家发展和与国际接轨征程上的积极变化等。报道文章点亮了对党的领导，对国家与生活的美好未来的信心火花。

散文也是二十一世纪初颇受欢迎的种类。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力量相对雄厚。初期的有黄府玉祥、世莫，接下来有阮光韶、阮越河、草好（潘氏黄英）等。优秀的散文作品提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被称为“人文生态”这一主题。黄府玉祥的《闲谈》、《爱玩的人》、《盛产美女的地方》，阮光韶的《记忆的味道》、《升龙城的活遗产》、《远离城市的汉子》、《关于死树的故事》等作品满足了当代读者了解生活的需要。

说到当代文章，不能不提到作为这个阶段文学的特征，那就是各种文学类别的混合，短篇小说和小说中有记叙文、小说中有诗、记叙文中有小说。各种类别界限的模糊、采用多元化语言的作品造就了当代文章别样的印记。

还有一个问题引起各研究学者、文学批评家的注意，那就是越南当代文学中出现的“后现代”文学。根据革新的一些“标志物”，若干批评家认为越南1986年后的文学出现了后现代倾向。给当代文学带来革新的那些作家也是后现代倾向形成与发展的推动者。可以从阮明珠的《Giat集市》、《芦苇》、《远处的船》等其创作生涯末期的作品看到较为明显的“后现代”倾向。创作中的“后现代”感官体现在社会秩序的某种“破裂”或某种程度上人的信心恐慌症。这点在阮辉涉的《退休将领》、《无皇帝》、《森林的盐》、《水神之女》等作品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体现得较为清楚。故事中，人如此“可怜”、欠缺，美如此渺茫，即便有也是处在悲喜交集的状态中。作品中可看到后现代虚无主义的表现、社会与家庭秩序的衰退、人格的冲刷、道德的崩溃和人在自己世界中的孤独 。

后现代文学既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又有其内生的性质。然而，越南文学中的“后现代”倾向也和其他文学和文化潮流一样，进入越南时都没有彻底性，不具有西方“后现代”的全部特征。难以指出越南当代文学中哪一个作家或诗人是真正“后现代”的。越南当代文学作家的风格拥有传统与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交叉，采用的创作方法一般由传统手法和后现代艺术手法结合而成。谈到越南当代文学的成就不能不提到海外越南作家虽然并非很多但值得珍惜的贡献。他们是阮文寿、阮氏黄、原沙、阮瑞宇、阮伯终、黄起风、阮潘桂梅等。

在取得上述努力与成果的同时，越南当代文学也出现无意中或有意的非主流错误倾向。部分作者混淆是非地看待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侵略战争和反抗侵略的战争，把民族神圣的抗战看作是一次内战。有人明枪暗箭地攻击国家政治制度，否认党对文艺的领导，呼吁所谓的“作家的智慧在哪儿？”，煽动文艺界“反省”、“忏悔”、“抛弃社会主义”。有的作品的内容混杂、模糊，带着成见看待生活，给读者带来不同程度上的困惑，甚至有一些书拥有篡改历史的错误内容，抹黑社会主义的外来书籍在越南暗地里地翻译、出版、发行。

2014年3月3日，在越南国内，原玉这个作家公开宣布成立所谓的“成立越南独立文团促进工作组”这一非法组织，宣称这是一个“公民社会、爱友职业、完全独立于国内外的所有体制”的组织。其成员都是一些攻击抹黑政治制度成了名的人员，如何士夫、周春延、武书轩等。

近年来的文学生活实践表明，这些故意背离主流的歪斜、错误倾向必然会被真正的读者所“枪毙”；不合法的组织无论在法律还是职业上都不会有任何容身之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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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产主义》杂志2020年7月第9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