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杂志)《共产主义》杂志“是我国迄今为止历史最悠久的杂志”(1),由阮爱国领袖—胡志明主席亲自创办并担任第一任主编,之后由几代党的总书记兼任总编辑,具有作为培养和教育包括阮富仲总书记在内的许多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摇篮的传统。阮富仲同志在其一生的工作中始终心系党、国家和人民,其职业生涯的一半以上时间连续在《共产主义》杂志社工作(这是他任职时间最长的单位,达28年零8个月)。正是在这种具有浓郁传统和政治理论性质的工作环境中,一位伟大领导人、理论家、新闻工作者的许多品质和气质很快显露出来,并不断得到培养和磨练,为阮富仲总书记的才华、道德和作风的形成作出贡献。
阮富仲总书记将胡志明勋章佩戴在《共产主义》杂志社传统旗帜上 _《共产主义》杂志社资料图
阮富仲同志属于《共产主义》杂志社是从优秀应届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第一代年轻干部(此前,在杂志社工作的干部大多是调过来的有工作经验的人)。1967年12月,阮富仲同志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河内综合大学文学系,开始在《学习》杂志社(现《共产主义》杂志社)工作。这是组织上的分工,但对于这个当时只有23岁、满腔热情、胸怀大志、充满活力、想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年轻人来说,却像是一份缘分。
职业选人,阮富仲同志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比如好学、热衷研究、科学的工作方法……都非常适合《共产主义》杂志社的工作环境——一个往往需要深入思考、拓宽思路、不断研究政治理论问题的地方。所以他的成长非常扎实、根本且全面;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理论家、新闻工作者和人才的许多品质……很早就显露出来,并在他在《共产主义》杂志社工作,从一个实习生直到成为总编辑的岁月里得到了培养和磨炼。
《共产主义》杂志社致力于为党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
在《共产主义》杂志社工作期间不断得到培养和提升的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理论思维,为后来培养出越南共产党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作出了贡献。与阮富仲同志同时在《共产主义》杂志社工作的干部们无不钦佩阮富仲同志的聪明才智、热爱研究和学习,在艰苦、各方面匮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既通过学校正规教育,又通过自学,不断积累理论知识。那个过程犹如蚕吐丝,充满激情、焦虑、艰辛,严守政治理论研究的严肃性,克服当时学术研究环境中物理时间的限制、主观偏见、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尚且颇为沉重的束缚,寻找到真理,占领并掌握理论认识的领域。
他老人家深厚的理论功底、敏锐的理论思维,是形成深刻的政治视野和高度的战略思维的基础,而这正是优秀领导人应有的重要品质。阮富仲同志具有超前的眼光,特别是敏锐地判断世界和地区形势的发展走向和趋势,从而在《共产主义》杂志社工作期间撰写了富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文章,为向中央委员会提供有关党的路线、政策导向的参谋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1989年底以来,面对东欧各国及后来的苏联的剧变,《共产主义》杂志社以战略眼光和政治敏锐性,在编委会和阮富仲同志(时任编委,后任负责内容的副总编辑)的指导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明了当时剧变的原因,坦率地指出了导致社会主义危机的错误,同时也为越南吸取了教训。这一系列预见性很强的文章确实引起重大反响,帮助党和干部、党员及时掌握主动权,做好应对世界政治形势大变动的思想准备。
1991年,苏联共产党垮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垮台,引发了震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地震”,对国内局势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当时,在1992年4月发表的杂志上,时任《共产主义》杂志社总编辑的阮富仲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苏共为何垮台?》。这是一篇“经典”的、模范的文章,阐明了苏共垮台的主要深层原因,同时指出上述错误是由于“违背客观规律,违背马列主义党建基本原则”(2)所导致的,同时坚定地主张“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是社会主义将否定和代替资本主义”(3),坚决捍卫越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当时的思想形势非常复杂,许多干部和党员动摇、迷茫,信仰缺失,理想淡薄,有的甚至背叛了党的理想;政治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抬头等。在这样的背景下,该文具有很强的导向价值,分析深刻,说服力强,论据扎实,符合《共产主义》杂志的政论品质和风格,作为“领头雁”与一些主要新闻媒体的文章体系一起,为维护党的思想阵地,坚定对党的领导的信念,坚定对社会主义和我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信念作出了贡献。文章也体现了阮富仲同志的气概、政治定力、理论深度和广阔的思想视野,是肯定阮富仲同志的理论能力和水平的生动证明。
对人热爱、尊重和信任以及致力于人的人格和价值观造就了伟大领导人的品质和性格。这一品质不仅体现在与同事、同志们的工作关系和日常生活中,而且也清晰地表现在阮富仲同志在《共产主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一贯思想和观点中。同事们关于阮富仲这位兄长、叔叔、首长的许多关于人情关怀、对人们的尊重的朴实温暖故事让人们感动不已,热泪盈眶。这大概也是他后来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形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念的自然根源。
《共产主义》杂志社为培养党的优秀理论家和伟大新闻工作者作出了贡献。
拥有94年光辉历程的《共产主义》杂志社的政治理论“熔炉”淬炼出大批才华横溢的理论作家,其中包括在《共产主义》杂志社工作时就被誉为“具有总结实践、概括理论特殊才能的人”(4)的党的杰出理论家阮富仲同志。
早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国家革新前夕,作为杂志社党建部的一名编辑,他就全身心投入到杂志社的整个政治任务的执行中。杂志社很快就发表了理论文章体系,“在破除旧思想的进攻中先行一步,为党的革新事业铺平了理论道路”(5),清楚地表明了杂志在国家历史转折点上的作用,例如关于“大包干”、关于物价—工资—货币、关于运用多种经济成分的文章,批评了计划经济的缺点,同时指出了将计划与利用市场关系,将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三种利益结合起来的优点。
进入革新初期,《共产主义》杂志社不断开拓进取,深入探讨许多新的艰难而棘手的理论问题,充分显示了杂志社的理论担当、远见和先锋性。阮富仲同志本人也对新的、复杂的、存在许多不同意见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并撰写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文章。比如,他在任党建部主任时,就写了一篇文章《党员可以从事私营经济吗?》 (《共产主义》杂志1988年9月期)这个当时被认为是十分“敏感”的话题,作者以严密、深刻的理论依据,从党建和政治经济学的多学科角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阐释,提出了新的观点:“在今天的条件下,必须用不同的、更正确的方式理解剥削概念”; “难道党员不可以致富吗?难道党员就要等着挨饿吗……?不,完全不是这样的”(6),由此可见,“允许党员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当的形式从事私营经济是可以的”(7),因为“党员可以发展自己的生产经营能力,造福社会,使部分劳动者受益,自己也可以致富。这就是合法致富”(8)。这些在当时都是非常进步的理论观点。
自1989年初开始,《共产主义》杂志开设《社会主义:回顾与革新》专栏,发表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和越南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特点和基本内容与任务、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和冲突等的深度文章,为创建直接服务于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1991年)起草工作的理论观点体系作出积极贡献。在这一时期,《共产主义》杂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创新;文章避免了过浓的学术性,贴近生活问题,“理论紧密联系实际”。这也是阮富仲同志在理论研究中始终恪守的原则,认为这是“革命理论的最高原则;是制定党和国家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原则”(9)。
在此背景下,阮富仲同志撰写了《市场经济与稳定的民主政治》一文(《共产主义》杂志1991年8月期),强调:“为了顺利进行革新,正确有效地推动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基于国家管理之下的市场经济,实行稳定的民主政治。这不仅是革新进程的内容和要求,也是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路径和方法”(10)。同时,文章深入阐明了市场经济的内涵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革新等问题。可以说,这些都是基本理论问题,但在当时还比较新,还没有被系统地研究和阐述。很早就对这些后来被正式写入党的文件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充分体现了阮富仲同志的素质、远见、科学政治头脑、本领和理论研究能力。这也表明他始终关心并决心使理论担负起引领潮流的使命,避免像“小丑吃力地追着三驾马车”一样落后或走在实践之后。在老一辈领导同志的关心、栽培、引导和指导下,阮富仲同志对这样重大、新颖而艰难的理论问题大胆挖掘、深入研究、撰写文章,使他的理论研究水平提高得更快、更扎实。
阮富仲同志特别重视组织和直接撰写在思想理论阵地上开展斗争的文章,这是《共产主义》杂志自创刊之日起就履行的重要使命之一。理论研究紧密联系理论斗争,在理论研究的每一步都主动、敏锐、持之以恒。杂志在理论层面的许多思想斗争活动和思想斗争系列文章,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史上引起过巨大反响。阮富仲同志的典型文章之一是《为什么我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共产主义》杂志1995年9月期)。文章表现出高超的文笔、写作能力和战斗性,建立在极其深厚和尖锐的理论知识基础上,击溃了各种否认和歪曲事实的论调,从而以有力的论据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的革命性、科学性和深刻的人文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唯物辩证法这一活的灵魂,有剩余价值学说作为经济学基石,有以经济社会形态、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等理论为基本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发现……,迄今仍然是人类智慧的巅峰,是一门准确而完备的科学,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11)。
正是在《共产主义》杂志社长期工作期间领导、指导、组织和直接研究、经常撰写文章、不断深入思考、探索层层理论知识等活动,有助于培养越南共产党的一位优秀的理论家。
此后,他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包括担任直接负责党的理论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期间,继续为党的理论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直接指导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2011年补充发展案)的研究、总结以及相关补充、发展问题的科学和实践依据与内容筹备工作;直接参加或主持起草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的文件。值得一提的是阮富仲同志为完善越南革新路线理论体系、关于社会主义和越南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很多理论问题都带有他的深深印记,例如:社会主义定向和我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建设、整顿和保卫的理论;反映着我党革新路线的辩证规律和核心理论问题的重大关系;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等。其中,许多重要内容,都是他在《共产主义》杂志社工作期间酝酿、萌芽想法或形成核心内容的。
作为一名从最普通的文献管理员、编辑等岗位成长起来的新闻工作者和《共产主义》杂志社最高领导人,阮富仲同志将整个青春岁月献给了新闻事业,也深谙办刊,特别是理论刊物的工作。他本人也是不断苦练文笔,成为模范政论作家,形成了独特的政论写作风格的典范。后来,他虽然不再直接从事杂志工作,但对国家的新闻事业,特别是对于工作时间最长的《共产主义》杂志社始终十分牵挂和关怀。
他常常叮嘱《共产主义》杂志社要“把握定位、熟练业务”,要保持党的政治理论机关的方针和宗旨,也就是要保持政论性质和本色,决不能把杂志搞得“学术化”或“报纸化”:要避免“沉迷于纯理论问题的研究,喜欢刊登学术性的文章,或者相反,过分强调及时为政治任务服务的要求,降低文章的理论质量,刊登那些属于日报职能的文章”(12);“《共产主义》杂志社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主要职能和任务,不要代替或者抢着干其他部门的事”(13)。政治理论期刊必须承担起理论研究、理论教育、理论宣传的综合职能;党的政治理论杂志工作者要力争具备理论家、科学家、新闻工作者的素质。
对理论研究和写作工作十分了解的他曾分享说:“理论事业极其艰难”,“写一篇文章已经很难,写一篇理论文章就更加困难”,并引用已故总理范文同的嘱托:“因此,我们必须勤学苦练。下足功夫。每个人都必须努力自砺”(14)。每一篇理论新闻作品都是精心、缜密的创作劳动过程的产物。一个高质量的“呕心之作”需要下足功夫。时间必须用数月甚至数年来衡量,思考、酝酿、琢磨、研究、积累知识并写作,“要有一定的积累才能写作。蚕要到成熟阶段才能吐丝……(15),更何况还要有敏锐的头脑和深厚的文笔功底、独特的风格才有望写出一篇高质量的政治理论文章,这些是属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且经过严格的训练过程的因素。
阮富仲同志的理论文章结构严密、均衡、沉稳,论据扎实、逻辑性强,政论文风稳重而清晰。写重大的理论问题,但文笔和语言通俗易懂,没有“空说大话”,更不滥用“引经据典”,而是引用得很恰当、细腻而且有选择性。此外,他的思想斗争文章具有很强的战斗性,论证犀利,语言强硬,立场坚定。他重视深入一线、走进基层,把实践总结到理论层面,使理论问题总是能够用生动的实践素材来论证,而不是“空洞的理论”。阮富仲同志对杂志社工作的模范作用和殷殷嘱托是《共产主义》杂志社全体干部和编辑的行动指南。这一光辉事迹也为党的政治理论杂志社坚持办刊宗旨和方针、建立杂志高质量的核心政论文章体系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包括模范的政论作品创作劳动的践行、对实践和理论工作中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政治理论问题的发现、选择和论述等方法。阮富仲同志开创的工作作风和业务作风,至今在《共产主义》杂志社这个“大家庭”里仍得到传承和发扬。
《共产主义》杂志社为培养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不移地同不良风气、腐败、不正之风作斗争的品质,为建设更加廉洁强大的党作出贡献。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共产主义》杂志社工作时发表的著作所体现的思想中,阮富仲同志都表现出正直、廉洁、朴实、宽容、公私分明的形象,是革命道德的体现。廉洁还意味着对违反原则的行为的严格和绝不让步,对不良风气绝不妥协。在工作和生活中讲标准、守原则,是阮富仲同志从见习期直至担任《共产主义》杂志社最高领导期间始终不变的性格。他总是严格自律,同时温和地用故事和道理来纠正同志和同事。公共财产是人民的血汗,一旦是公共财产,就绝不允许任何人贪图,哪怕是“一分一厘”。
阮富仲同志在把《思想生活》专栏打造成《共产主义》杂志的品牌方面是功不可没的。这是本杂志独有的专栏和体裁,以讽刺、诙谐而又深刻的文笔来批评、攻击和警示党内不良风气。虽然篇幅很短,但这是一个很难的体裁,对作家的要求相当挑剔,需要每个作者的“写作之缘”。《思想生活》成为阮富仲同志以建设者、重义、何芳等许多笔名表达与党内不良风气、腐败和不正之风毫不妥协的斗争思想、观点和态度的平台。许多文章至今仍具有价值,提及并批判嫉妒、排挤、勾结、盗窃公共财产、浪费、偷懒耍滑、受贿、欺压百姓、阿谀奉承、形式民主、优柔寡断、任人唯亲等不良风气,例如:《老竹爱幼竹》(《共产主义》杂志1973年9月期)、《怕担责任》(《共产主义》杂志1973年11月期)、《同志友谊》(《共产主义》杂志1979年10月期)、《吹牛皮》(《共产主义》杂志1981年7月期)、《职位与威望》(《共产主义》杂志1984年2月期)、《演戏》(《共产主义》杂志1985年6月)。《思想生活》中的文笔,除了直接的批评外,还采用讨论式的批评,语言比较中性,但同样不失分量。
除了《思想生活》外,阮富仲同志还特别重视党的建设整顿方面的文章,与其他领域相比,其文章数量最多、质量最高。这既是在党建部工作期间的任务,也是阮富仲同志的热情、优势和强项。他坚持“党的领导是一个原则性问题,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客观规律”(16)的认识,因此,必须特别重视党的建设整顿工作,因为这是越南革命的“极其重要的因素”,是具有生死存亡意义的任务。这一忧患意识,体现出了党的伟大领导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敏锐智慧和政治责任感。
大部分文章都是专论,直指党的建设工作最根本的问题,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特别是有新的发现和突破性的建议,如:《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共产主义》杂志1986年8月期)、《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共产主义》杂志1990年10月期)、《保证党内民主》(《共产主义》杂志1990年11月期)、《执政党:领导的理念和方式》(《共产主义》杂志1992年8月期)等。许多文章至今仍为党的建设和整顿工作有着重要价值,为建设日益廉洁、强大的党作出了贡献。
凭借纯洁、正直的道德品质和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精神,同各种陋习、腐败和不正之风作斗争的火焰永远燃烧在他的意志和决心中。直到他成为这场充满挑战和考验的反对“内寇”斗争的领导者、核心、灵魂时,那团火才熊熊燃烧,变成了一个个空前坚定、充满勇气和决心、“没有禁区,没有例外”的决策,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运动和潮流”,为党的威信和声誉以及政权的存在作出贡献,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以说,《共产主义》杂志社是让阮富仲同志放飞雄心壮志的翅膀、培育高尚品质的地方,为之后越南共产党拥有一位特别卓越、经验丰富、智慧深邃的领导人来担负起国家大事打下坚实的基础,他当之无愧地继承老一辈的功绩,与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一起把越南革命航船驶向光荣的彼岸,取得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成就,使“我国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的基业、实力、地位和国际声誉”。
越南共产党和越南国家为拥有一位特别卓越和高尚的、当之无愧地继承老一辈的成就、作为学习和践行胡志明思想、道德、作风的光辉榜样的领导人而感到自豪。在阮富仲同志身上,思想、道德与作风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知识与行动之间,言行之间融为一体,一心一意、尽心尽力,为党为国为民,时刻向往国家繁荣昌盛、民族长治久安。
《共产主义》杂志社一代代干部、职工都为有这样一位从杂志社成长起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特别卓越的领导人的才华横溢的同事、同志、老师、总编辑而感到无比自豪。
党、国家和人民的辉煌史册将永远铭刻他老人家的功绩和名字!
《共产主义》杂志社近百年的光荣历史将永远铭记他老人家!
阮富仲总书记生前一直赞赏并多次哽咽地回忆起俄罗斯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年轻共产党人保尔·柯察金的一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17)。
经过在《共产主义》杂志社等多个工作环境的历练,“钢是在烈火与骤冷中铸造而成的。只有这样它才能坚硬,什么都不惧怕”(18),他老人家的一生也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光辉典范,以钢铁般的精神、钢铁般的意志,坚持不懈地献身于我们党和民族的革命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要做到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把一生的全部力量都献给了世上最美好的事业——为民族解放、人类解放而奋斗,为人民谋幸福的事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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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阮富仲:《建设和发展先进的、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越南文化》,真理国家政治出版社,河内,2024 年,第652页
(2)(3)阮富仲:《苏共为何垮台?》,《共产主义》杂志1992年4月期第122页
(4)黎友义:《阮富仲同志——党的杰出理论家、光辉的道德榜样》,共产主义杂志网,2024年7月22日
(5)阮玉河:《陶维松同志与共产主义杂志》,《共产主义》杂志2024年5月第1038期,第62页
(6)(7)(8):阮富仲:《党员可以从事私营经济吗?》,《共产主义》杂志1988年9月期第17、18、18页
(9)黎友义:《阮富仲同志——党的杰出理论家、光辉的道德榜样》,共产主义杂志网,2024年7月22日
(10)阮富仲:《市场经济与稳定的民主政治》,《共产主义》杂志1991年8月期第19页
(11)阮富仲:《为什么我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杂志1995年9月第11期第33页
(12)(13)(14)阮富仲:《建设和发展先进的、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越南文化》,同上,第576、660、577页
(15)阮富仲:《建设和发展先进的、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越南文化》,同上,第655页
(16)阮富仲:《在国家革新事业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共产主义》杂志1990年第一期,第四页
(17)(18)(19):阮富仲总书记在总结2020-2025年任期各级党代会组织工作的全国干部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