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

亚努科维奇总统2013年11月21日决定暂停同欧盟签署经济联合协议工作，可被视为乌克兰危机的开端。从此以后，特别是2014年2月22日推翻亚努科维奇总统的政变之后，乌克兰因基辅中央政府与东部各分裂力量（包括顿巴斯地区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之间的冲突而逐渐陷入一场内战的局面。乌克兰的战争导致4600多人丧生、一万多人受伤和顿巴斯地区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截至2015年初为止）（1）。乌克兰的冲突也致使俄罗斯与西方各国（主要是欧盟和美国）的关系变得紧张，甚至于被比喻为新一场冷战。相互报复的措施使得俄罗斯和欧盟都要承受巨大的损失（俄罗斯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状况，卢布贬值50%以上（2），而欧盟则失去了来自俄罗斯市场的500亿美元左右）（3）。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冲突被认为是直接导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17客机2014年7月17日被击落、致使298名乘客和全部机组人员死亡的原因。乌克兰危机以其对其他许多国际关系的广泛影响范围，真正成为2014年最大的“热点”。

美国和欧盟早在2004年开始就做过了“试验”，企图通过支持乌克兰亲西方力量进行“橙色革命”好让乌克兰脱离俄罗斯的影响。然而，尤先科总统政府的薄弱无力使得试验失败，同时推动乌克兰在亚努科维奇总统在2010年大选中获胜之后重回亲俄状态。三年之后，亚努科维奇总统的政府也不能改善国家情况，甚至于乌克兰经济还接近破产的边缘。这是各支亲西方力量第二次进行改变乌克兰现状活动的有利条件。实际显示，2013年11月21日的决定以及镇压独立广场上的示威者的措施，只是亚努科维奇总统为保卫正被亲西方力量威胁的国家现状所采取的反应。这些力量在2014年2月政变中取得的胜利，特别是波罗申科总统在2014年5月25日总统选举中的胜利，一方面导致统一的乌克兰国家陷入分裂状态，另一方面也致使乌俄关系从友好转为对峙。

乌克兰现状的破坏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俄罗斯方面。在乌克兰2014年2月22日发生的政变之后，俄罗斯一直把临时总统图尔奇诺夫和总理亚采纽克的政府视为非法的，其原因除了推翻亚努科维奇总统决定带有违宪性质外，还在于该政府实施了若干具有排俄性质的政策（诸如禁止在学校中教授俄语、在行政文件中不使用俄文等）。因此，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2014年3月21日同意克里米亚加入俄联邦的决定，并不是因为俄罗斯蓄意破坏后苏联空间现状，而单纯只是利用机会收回对俄罗斯在黑海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的区域。然而，实际上，在克里米亚入俄之后，基辅政府立即宣布退出独联体。同时，俄罗斯与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的关系也紧张起来，因为这些国家拥有类似于克里米亚的领土担忧（特别是格鲁吉亚在2008年南奥塞梯战争后的担忧）。美国和欧盟利用克里米亚事件指责俄罗斯破坏欧洲平衡，旨在孤立俄罗斯，其实是为了遏制俄罗斯的崛起。欧盟和美国援引的依据是35个国家在1975年芬兰赫尔辛基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在1975年8月1日签署的最终议定书中写道“欧洲的和平只有在边界线被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才得到保障的”。然而，当说到遵守该议定书问题时，人们不得不回忆北约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同意情况下针对南斯拉夫一个并没有对北约任何成员国构成真正威胁的独立主权国家进行了为期78天的军事行动，导致数千平民丧生和南斯拉夫无法维持原状而被分裂成好几个国家的1999年3月事件。

欧盟和美国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封锁，是在所谓“欧洲现状被破坏的危机”下作出的反应，但无形中导致欧洲安全架构真正面临完全崩溃的危机。看起来，克里米亚危机只是一个借口，因为通过将俄罗斯逐出八国集团和终止俄罗斯与北约对话，欧盟和美国促使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陷入对峙状态。即使欧洲的现状只被破坏了一部分，但北约决定提前组建“临时先头部队”（2014年12月2日召开的北约峰会决定于2015年组建该力量，而不是原来计划的2016年）并部署在与俄罗斯接壤的东欧各国，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视“北约的扩张为俄罗斯安全的最大危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4年12月26日发表的军事学说中作出的声明），这分明是欧洲安全正面临新一场冷战的威胁。

如此一来，各种破坏现状的举措以及维持现状的措施助推了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蔓延。

反“伊斯兰国”的战争

截至2014年初，中东形势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动。在2013年10月9日达成被认为是具有突破性的有关解除叙利亚化学武器的协议之后，该国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政府军与反对派之间的内战仍继续“不分胜负”。中东和平进程在三年停滞不前后已被重新启动（以色列司法部长齐皮•利夫尼和巴勒斯坦谈判代表赛义卜•埃雷卡特2013年7月29日在华盛顿进行的和谈为开端）。埃及局势在2013年7月3日推翻穆尔西总统的政变之后逐渐稳定。2013年11月达成有关伊朗核问题的短期协议也仅仅有利于继续维持伊朗与P5+1的谈判，而没有促成任何积极进展。

在此背景下，“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自2014年3月的出现及其在伊拉克战场上连续取胜真正成为中东在2014年的“焦点”。“伊斯兰国”组织的活动不仅对努里•卡迈勒•马利基总理政府的存在直接构成威胁、让刚于2011年底完成从伊拉克撤军之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府面对不得不重返伊拉克的挑战，而且还迫使大多数中东国家，特别是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不得不考虑参加针对这一极其残酷恐怖组织的战争的方式。中东的秩序正面临严重紊乱的危机。

首先，“伊斯兰国”的出现本身已经是各恐怖组织活动方式的巨大变化。在恐怖大亨本•拉登于2011年5月2日被击毙之后，“基地”组织的力量被迫分散成独立活动且相互联系甚少的小规模分支，因此其实力被大大削减。自2010年，“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一个分支提出了全新的目标，即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沿线一带成立以苛刻的伊斯兰沙里亚教法为准则的一个独立伊斯兰国家（因此该组织最初自称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ISIL）。从这一目标来看，“伊斯兰国”组织最初被认为是仅仅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及伊朗小部分构成威胁的组织。然而，当“伊斯兰国”开始通过针对反对或不愿意随他们改教的所有人的血腥残杀，其典型案例是针对美国记者或人道主义组织人员的野蛮处决扩大其活动范围的时候，尤其是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的重镇科巴尼有陷入“伊斯兰国”控制危机的背景下，中东秩序面临因“伊斯兰国”而遭到破坏的危机。

为了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而实际上就是维持区域现状，以美国为首、共有约60国参与的反“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已经形成。在反“伊斯兰国”联盟中，没有叙利亚和伊朗的参与，哪怕目前他们是反“伊斯兰国”战争的主要力量。“伊斯兰国”的肆虐未能促使奥巴马总统调集陆军重返伊拉克。跟乌克兰危机一样，“伊斯兰国”仅仅部分破坏了中东地区的现状。

2014年，中东地区还见证了巴勒斯坦方面为打破中东和平进程僵局所付出的又一努力。在2012年底递交加入联合国申请书、2013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年4月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等争取对巴勒斯坦独立国家的形成实现合法化的系列外交活动之后，阿巴斯总统的政府已与哈马斯组织进行和解。以色列为了回应其认为导致破坏中东和平进程的行动，2014年7月8日，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针对哈马斯进行了超过七个星期的战争。以平民和儿童为主的近1000条生命以及数百人受伤、加沙地带几乎被完全摧毁（按照联合国的计算，加沙的重建将需要约500亿美元）的代价，现状已被重新确立。

亚太地区的海上争端

自2013年底起，中国政府有关设立涵盖正与日本有争议的钓鱼群岛/尖阁诸岛以及韩国2300平方公里领海的防空识别区的宣布，预示着自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之后一直保持世界最快经济增长势头的亚太地区将在2014年内迎来的动荡不稳。自2014年中，中国与日本的船只、飞机以及中国与美国的船只险些相撞事件的频率开始增加。中国方面自2014年5月1日在越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纵深海域非法部署“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促使东海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上升。地区内外的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了中国的行为。日本国会通过取消武器出口禁令和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法案，是安倍晋三首相的内阁向“助推日本回归正常状态”目标迈出的更近一步。东亚地区增加国防开支的浪潮使得亚太成为2014年的“热点”地区之一。

为了追求“中国梦”并成为“海洋强国”的中国，该国政策始终会导致亚太地区的现状或多或少发生变化。然而，在欧洲、中东正在发生紧张局势的背景下，中国单方面采取的违法行动不仅仅影响到越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有悖于越中两国高级领导2011年签署的六点协议精神），违反《东海各方行为宣言》、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联合国宪章》（和平解决争端原则），而且预示着破坏整个亚太海域的现状。

然而，为了维持现状，亚太各国采取了完全不同于欧洲和东中的行为。在2014年5月1日至7月16日的75天后，面对越南通过和平办法进行的坚决斗争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对，中国方面不得不将钻井平台从越南海域撤走。此外，区内各国也为加强合作与联系，从而限制摩擦和冲突风险而付出了许多努力。仅仅在2014年11月的两周时间内，本地区共举行了四大国际会议（在中国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缅甸内比都召开的第25届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以及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些会议的结果既反映维持地区稳定的决心，又体现各国领导人有关将一切变化置于国际法框架和利益共享之中的必要性的共识。这种解决办法有助于制止亚太地区“新”与“旧”事物之间的矛盾不会升级为军事冲突。

2014年所发生的一切表明，在某些人主张以实力、暴力快速破坏现状的乌克兰或者中东等地，不可估量的后果和巨大的损失经常发生，因为那些办法一般只能够满足需求的一个方面即“破坏”。再说，乌克兰危机或者中东血腥冲突的事实还让我们预料到，以暴力改变现状的方式，很容易导致“连锁倒塌”的多米诺效应。总的来说，这种改变的方式只会导致“建设” 甚至“破坏”的成功实施，难上加难。

相反，如果改变是在各方所赞同的程序中进行，那么任何时候也具持久性，因为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适应。当然了，这种改变在国际生活中十分罕见。2014年在亚太地区发生的一切有助于达成一个协调且更易实现的办法。“新”和“旧”事物之间的一切冲突应通过区域或国际多边机制来解决。这一办法将减少由冲突、摩擦所带来的风险，同时让那些试图通过暴力改变现状的心急想吃热豆腐人士保持克制。

由于2014年所有破坏现状的活动几乎都半途而废，所以在某些地方部分现状被改变了，而并非全部。这种“不分胜负”的状况正是迫使各国携手解决的后果，因此2015年内在各“热点”地区难以出现所谓稳定与和平。无论如何，通过近期的经验教训，希望国际社会将更加明智地选择哪一种变化是有益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