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杂志）1973年1月27日签订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是在越南共产党正确、英明领导下，越南民族的外交历史乃至革命事业上的辉煌里程碑。凭着该胜利，越南民族完成了“赶走美帝”的目标，为向“打倒伪军”、完全解放南方、统一祖国而迈进创造了新地位、新实力。

一、越南仅有的一个特点是在整个20世纪的后半期，不得不面对并打败了那些在物质上比自己强大数倍的外侵势力；同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参与了四场全部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参与的讨论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国际谈判，包括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会议，1962年有关老挝的日内瓦会议，1973年有关越南的巴黎会议和1991年有关柬埔寨的巴黎会议。仅仅这两点足以显示印度支那半岛和越南在当代世界大“棋盘”上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

有关越南的巴黎会议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自1965年至1967年：美帝国主义开始以空军和海军攻打越南北方，同时出兵直接侵略越南南方。除了一系列残酷的战争行径，美国政府提出了“无条件和平谈判”，也就是在美国炸弹下的谈判。

第二阶段自1967年初至1968年5月：双方试探对话的可能性，其中越南坚决要求美国无条件停止对北方轰炸和袭击。

第三阶段为越南南方军民1968年发起戊申年春节攻势之后。1968年5月13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的谈判在法国首都巴黎克勒贝尔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始。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长春水。1968年10月31日，美国宣布自1968年11月1日开始结束对北方的轰炸和袭击，接受召集一个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四方会议（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美国政府和越南共和国即西贡政权等四个代表团）。

第四阶段自1969年1月四方召开会议开始，持续到1973年1月27日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签署，接着是1973年3月2日召开的国际会议签订条约来确认并保障《巴黎协定》的实施。

在法国首都巴黎开展的整个谈判过程，都在越共中央，具体是作为“最高司令部”的中央政治局以及以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阮维桢为首的如同“总参谋部”成立的越南- CP-50小组。在会议桌上直接参与“斗争”的是那些富有本领、经验而坚强的革命家，包括：特别顾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黎德寿，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团长春水，外交部副部长阮基石，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以及其他众多能干的干部。

“边打边谈”的构想，首次出现在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和北方发起“局部战争”后于1965年12月召开的越共三届十二中全会。会上，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表示：打和谈的问题并非全新问题。在我国历史上，阮廌也实施了以弱攻强、有打有谈的战略来应对明朝封建军队。在军事上，我们并不主张在南方攻击并消灭到最后一个美国士兵并迫使美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我们主张打到基本瓦解伪军，同时消灭美军一部分重要兵力的时候，在此基础上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意志，迫使其接受我们提出的条件。这样一来，有打有谈、打赢再谈或者边打边谈的问题，是一个与上述军事和政治路线分不开的策略。所有这些路线和策略都属于我们以弱攻强的战略^（1）。

两年后的1967年1月，越共三届十三中全会决定把外交当作一个战线，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三大战线上统一推动各种反对美国的外交活动，旨在形成合力，争取获得更大的胜利。决议明确指出：“在南方开展军事和政治斗争的同事，我们需要从外交方面上攻击敌人，与这两个方面的斗争形成联动，以夺取更大的胜利”^（2）；“南方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是决定着战场上夺取胜利的主要因素，为外交战线上的胜利打下基础。我们只能在会议桌上获得我们在战场上获得的东西。然而，外交斗争不仅纯粹反映着战场上的斗争，而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凭着敌我之间战争的性质，外交斗争发挥着重要、积极和主动的作用”^（3）。会议确定了外交的三大任务：一是更强有力地谴责美国侵略者的野蛮罪行，揭露其“和平”骗局；二是通过提出我们政府的四点立场和民族解放阵线的五点宣言来阐明我们的正义立场和必胜的势头；三是争取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各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特别是美国民众以及全世界一切热爱和平与正义的力量更加强劲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建立起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线等^（4）。会议也提出了外交斗争三条方针即“发挥我方优势和胜利的势头；主动进攻敌人，保持独立性”^（5）—这不同于一些大国背后安排了将越南国家分裂成两地的方案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如此可见，越共三届十三中全会决议提到的“外交斗争”概念不局限于和平谈判，而包含着更加广泛的内容。

1973年《巴黎协定》，是越南南北两地人民坚强不屈斗争的结果，肯定了越南共产党的本领、智慧和正确、英明领导；是越南民族抗美救国战争的历史性转折点。巴黎会议取得胜利的根源在于越南民族捍卫真理、正义和独立自由理想的决战决胜精神、坚强不屈和坚持不懈的斗争意志。在公开的大范围会议和单独接触等场合，越南没有错过任何涉及到战争的重要问题，但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求美国从南方全部撤走远征军和盟军队并尊重越南南方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和自决权。美方的观点则相反，特别是在撤军问题上，要求北方也从南方撤走，还拒绝签署越南方面于1972年10月提出的协定草案，接着就以B52战机发起了1972年底12个昼夜针对河内、海防和北方其他地方的空中战略袭击，试图迫使越南签订那份由美方提出的协定草案。然而，美国惨遭失败。越南粉碎了美国空军B52战略轰炸机的空袭，实现了“河内—空中奠边府”大捷。美国在战场上的失败决定了他们在谈判桌上的失败。

另一个促成胜利的重要因素就是越南主动建立了世界人民支持越南反对美国的战线。越南高举了致力于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的正义旗帜，揭发了美国侵略战争的非法性，决心获取独立，肯定了越南必胜的地位和美国必败的趋势，发扬越南的和平诚意，揭发美国的战争罪行和歪曲事实、欺骗的阴谋。

二、巴黎会议上“马拉松式”的谈判过程，是越南外交史上最漫长、最艰巨的斗争，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历史经验。

关于统筹民族力量与时代力量的经验。在一场不平等的斗争中，“以弱攻强”、统筹民族力量与时代力量被视为越南革命具有关键意义的一项任务。基于这一重要要求，越南共产党提出主张并组织建立“三层战线”。第一层为从南到北的全民族大团结力量。第二层为1965年3月由范文同总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律师，柬埔寨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作为老挝爱国阵线代表的老挝亲王苏发努冯参与的三国高级会议提出的印度支那三国团结力量。第三层是世界上支持越南的进步和热爱和平力量，其中，社会主义国家给予的团结发挥着核心作用。

关于把政治、军事和外交三大战线紧密结合的经验。1967年，在3243架战机被击落、众多飞行员被越南军民俘虏（1965年2月初至1968年11月初期间）之后，美帝国主义被迫结束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和袭击并坐到谈判桌上来；在越南南方，美国军队刚刚登陆不久，就遭受了越南军民在广南省朱莱、广义省万祥等的重击。就在此背景下，1967年1月28日在接受澳大利亚记者   威尔弗雷德·贝却敌的采访时，外交部长阮维桢宣布：“美方必须无条件结束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和其他战争行径。只有美方做到这一点，越南民主共和国才能与美国开始谈”。到了年底，1967年12月29日，在欢迎蒙古外交部长来访的招待会上，阮维桢部长强调：“在美国无条件结束针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和一切其他战争行径之后，越南民主共和国将与美国一起谈相关问题”。这段时间的各种外交活动和信息，给越南创造了十分有利的主动地位，同时使美国陷入外交上的被动并承受众多巨大的压力。

1968年，美方在越南南方军民戊申年春节大攻势中遭受沉重失败后，不得不接受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参与的四方谈判。1968年1月31日，在美国电视上发表讲话时，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承认了戊申年春节的失败，并通报已下令结束一切以战机和军舰对越南北方进行的攻击，非军事区北侧除外；承诺“随时在降级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旨在“寻求一种光荣的和平”；同时，申明不再参加下届美国总统竞选。战场上的失败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可能再背弃和欺骗下去。1973年1月27日，美国在动用最后一张“王牌”——在整整12个昼夜间攻击和摧毁河内、海防和北方其他一些地方的B52战略机被越南军民在“河内——空中奠边府”的赫赫战功中打垮后，被迫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上述情形印证了胡志明主席的嘱托：“必须依靠实力。 实力强，外交必胜。实力是一面锣，外交是锣声，锣越大锣声越响”^（6）。

本着胡志明主席所嘱托的“我们的原则必须坚定，而我们的策略必须灵活”^（7）的精神把坚定与机智紧密结合起来的经验。越共三届中央十三中全会决议强调了这一思想：“在坚决维护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要灵活、机智运用外交策略”^（8）。在谈判过程中，越南一贯坚决要求美国在“对话”之前无条件停止对北方的轰炸和袭击；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必须能够平等参与谈判； 美国必须从越南南方撤出所有美军和盟国兵力；美国必须承认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越南人民的自决权。 从策略上看，在协议中，越南并没有立即要求废除西贡政权，而一开始是要求废除阮文绍—阮高祺军事集团；在最后阶段，越南也没有强调这一要求。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平等参与谈判，既体现了原则性，又表现出策略灵活性。 胡志明主席在出席两地外交会议时指出：“虽二为一，虽一为二……我们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又有民族解放阵线的外交。 两者既是二又是一。 这两个力量必须紧密结合。 有时候阵线应该发声，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声是不对的。 有时候双方都要发声。必须联合起来，双方商量着办”^（9）。 这是国际外交谈判中的绝无仅有的案例； 即便明知这一点，美国还是不得不黯然接受战场上的失败，在与苏联的力量对比中陷入劣势，而且在国内反战运动高涨的情况下惨遭失败。

关于坚持不懈的经验。 在“以弱攻强”的形势下，越南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都不能急于“速战速决”，而必须步步取胜，打倒每一个部分，面向大获全胜。十年的抗美救国和近五年的和谈就是这种做法的鲜明例证。 在初期阶段，根据三届十三中全会的主张，越南要求美国无条件停止对北方的轰炸和袭击后再进行谈判；首先是双方谈判，然后是四方谈判。《巴黎协定》签署后，越共三届二十一中全会（1973年7月）强调：一、南方革命的道路是革命暴力的道路……必须紧紧抓住机遇，保持进攻和灵活指导的战略路线；二、当前的任务是政治、军事、外交三大战线全面斗争……政治、军事战线上同敌人进行的斗争必须与外交战线上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然而，面对形势的迅速发展，在1974年12月18日至1975年1月8日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历史性决定：在1975年内就完全解放南方，全面实现胡伯伯的那句话：“赶走美帝，打倒军”，一统江山。

巴黎谈判乃至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为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作出了重要贡献，是越南人民对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助力提高了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声望和地位。证明这一点的证据是，越南北方和南方两个代表团在历史上首次平等地参加《巴黎协定》签署后举行的由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波兰、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和加拿大等国际管制委员会四个成员国参加的国际会议。

会议批准和签署的条约强有力地确认了尊重我国人民的独立、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自决权的承诺。1973年，又有15个国家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澳大利亚、日本等许多工业发达国家。

三、当前，国内和世界的形势与50年前相比已有很大不同。 经过35年多革新、开放和融入国际，越南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巨大成就。社会经济稳定并不断向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显着改善和提高；政治体系得到建立和加强；国防和安全得到保障和强化；外交和国际融入不断扩大，越南的国际作用和地位日益增强。 越南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友好、合作与发展，致力于实现对外关系多边化、多样化；是国际社会的朋友、值得信赖的伙伴和积极而负责任的成员的对外路线。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中，越南与220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经贸关系，70多个国家承认了越南市场经济地位。 越南加入并签署了15项自由贸易协定（FTA），其中包括具有高标准的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CPTPP）、越南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EVFTA）。 此外，法律、机制和政策体系，按照建立现代化且与国际接轨的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要求，继续得到完善。

关于今后国家发展道路，越南决心建设独立自主、能够抵御外部波动，积极、广泛、主动、务实、高效地融入国际社会的经济体。 总体目标是打造繁荣、幸福的国家，力争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定向发达国家。 具体来说，力争到2025年，摆脱中等偏下收入水平，成为工业面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 到2030年成为工业现代化的中等偏上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到 2045 年成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¹⁰⁾。

纪念关于越南的《巴黎协定》签署50周年，越南人民回顾抗美救国时期越南外交的伟大胜利和宝贵经验。 越南人民深刻认识到，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建设中，为创造国家综合实力，外交始终是一个战线。 巴黎和谈以及八月革命以来遵循“胡志明外交理念”的各种充满创造性的外交活动仍然保持原来的价值，尽管新形势要求采取新的运用方式。 核心因素仍然是“必须依靠实力”，即在经济、科技、国防安全上的实力，以及数千年建国卫国史上形成的各种永恒文化价值。

在当今充满动荡的复杂世界中，越南需要坚定原则，维护国家在捍卫和平、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方面的利益，同时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中必须具有极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旨在利用最佳条件服务于到纪念越南民主共和国即现在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2045年将越南建成社会主义定向的发达国家，与五大洲强国并驾齐驱的目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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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党的文件全集：真理国家政治出版社，河内，2003年，第56卷，第593页

（2）党的文件全集：同上，第28卷，第174页

（3）党的文件全集：同上，第28卷，第174页

（4）参见：党的文件全集：同上，第28卷，第175页

（5）党的文件全集：同上，第28卷，第174页

（6）胡志明全集：真理国家政治出版社，河内，2011年，第四卷，第147页

（7）胡志明全集：同上，第八卷，第555页

（8）党的文件全集：同上，第28卷，第175页

（9）参见：外交部70年建设与发展（1945—2015），真理国家政治出版社，河内，2015年，第167页

（10）参见：越共十三大文件：真理国家政治出版社，河内，2021年，第一册，第112页

文章来源：《共产主义》杂志2023年2月第10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