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电子杂志网)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政治社会变动、一些地区的争端和冲突等使得21世纪10年代世界和各地区局势发生很大变化。世界在见证经济力量、“软权力”的影响力、贸易自由化与区域保护主义相结合、大国的角色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些新的演变正给未来十年世界的发展带来许多机遇以及难以预测的动荡危机。

国际形势未来十年的一些新动态


第一,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并继续向东转移。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世界经济表现为生产和贸易活动向新兴工业国家转移且不只集中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趋势。如果说,在18和19世纪里,经济权力和经济增长属于西方各国,在20世纪里,经济权力和经济增长却更多地集中于东亚各国,特别是从19世纪初起,世界经济增长和力量正向着中国、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快速转移。虽然美国和欧盟仍被预测为未来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但其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如果不将欧盟视为统一的经济体,而只是27个成员国单一经济体的集合体,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了所有欧盟国家,从2011年起,中国取代了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截至2020年,中国的GDP将占全球GDP的19.3%,而美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则分别占18.9%、8.7%、2.5%和2.5%(1)。中国和印度近年来崛起,美国及欧盟经济继续遇到困难、复苏不稳等,使得经济权力由西向东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新兴的经济体正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也有助于减轻全球经济的困难。

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诞生及其成员逐步跻身世界最大经济体行列等是体现发展中国家影响力提升以及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具有大规模的其他发达经济体影响力下降的重要动态(2)。除了金砖五国之外,韩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其他经济体也被评价为新兴经济体。它们是被预计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也是吸收在全球生产链中占有较高地位的经济体—西方各国的货物和服务需求的目的地。

第二,世界秩序正逐渐多极化。预计,截至2020年在世界上拥有最大影响力的权力中心仍是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继续追求其对外政策中的目标即巩固权力、加强国际影响力。欧盟努力通过加强经济实力、逐步发展防务安全能力、维持对美盟友关系、以合理的调整实行睦邻政策等巩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然而,经济权力向东转移将使得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机制中的地位日趋强大。美国、欧盟等西方各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影响力及支配能力虽然仍十分重要,但正呈现下降趋势。随着G2(美国和中国)、G6(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和印度)、G9(G8和中国)、金砖国家、G13(G8和G5)、G20等一些新机制的崛起,多极格局开始出现。在这些新的机制中,新兴国家的地位得到肯定,有助于形成一个多彩的多极世界。

预计,全世界2020年的GDP约为100.283万亿美元;其中,亚洲GDP为43.27万亿美元(按2005年购买力评价),美国GDP为19.04万亿美元,欧盟GDP为15.528万亿美元。按照每个国家的GDP来计算,2020年,中国将以约19.37万亿美元的GDP超过美国,后面分别是美国(19.04万亿美元)、印度(8.797万亿美元)、日本(4.497万亿美元)、德国(3.233万亿美元)、俄罗斯(2.549万亿美元)、法国(2.545万亿美元)、巴西(2.516万亿美元)。


中国和俄罗斯在与西方相比之下,影响力日益提升,并于2020年成为世界新兴权力中心。中国和俄罗斯的主要动态是为与西方竞争而加强经济实力,从而增加政治权利以及对国际事务的影响,譬如:参加解决伊朗、朝鲜等问题,在缅甸等新实现转型的国家肯定自己的角色,在维护非洲、中东等地区和平、安全中扮演更大的角色等。

到2020年,世界政治体系中其他重要一极就是中东地区。在“阿拉伯之春”后,中东政治伊斯兰趋势通过强大的影响力体现了突出的实力,改变了中东在世界上的地位。中东的实力基于伊斯兰教—世界最大宗教之一的影响力,这一地区拥有庞大且正呈现猛增趋势的人口、多年发展积累下来的庞大财富以及石油这一战略性的自然资源。这一优势使得中东国家一旦联合起来,有可能成为全球政治体系中新的一个权力中心。再者,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等地区外大国以不同形式加深干预程度将影响并促使中东地区的政治体制及国际关系体系重塑。

第三,各地区组织的作用将发生许多变化。欧盟、东盟、非盟等一些地区组织的影响将呈上升趋势。这些地区联盟因不同地区的历史条件以及各国之间的经济差异等而具有不同的合作程度、不同的结构、不同的模式等,但将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日益提升的作用。预计,到2020年,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地区联盟共有七个,分别是:成员国数量可增至40个、主要货币为欧元的欧盟,美国和美元发挥主导作用的北美联盟,以中国和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东亚联盟,印度和卢比影响突出的南亚联盟,巴西和雷亚尔发挥主导作用的南美洲国家联盟,俄罗斯发挥主导作用的独联体联盟,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且有可能使用共同货币的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些地区联盟将继续在贸易投资市场,甚至于能源、水源等其他领域上相互竞争。

 在多极世界里,应强调美国、欧盟、中国以及俄罗斯、中东等基本的四极的作用。这四极正在创造世界软权力的平衡态势,为于2020年形成世界新格局打下基础。


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及金融危机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融入区域和世界社会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并寻求措施来应对新型保护主义政策。再者,世界日益缺乏自然资源和能源,因此有关自然资源及能源的冲突、争端会增加,使得各地区呈现回归国家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趋势,不管经济成本继续猛增。地区内大国的新型保护主义趋势将使得由该国引领的地区联盟带有既开放竞争又封闭保护以维护本地区利益的性质。截至2020年的区域一体化将更多地依靠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治地缘、经济地缘优势。

第四,全球安全面临许多挑战。尽管至少在未来20年(2011—2030)内,全球化进程仍给全世界创造出大量的财富,但要面临的问题是,经济的繁荣将仅仅集中于城市地区、沿海地区、具有一定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优势的国家。如此一来,不同国家、不同人群、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使得未能享受全球化进程带来利益的易受伤害人群越来越多,引起发生消极行为的危机。全世界正在见证的迹象显示着极端民族主义正在很大范围内发展,特别是依靠宗教、种族问题、极端主义思想等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动荡、扩大恐怖主义等极端组织。再者,21世纪10年代继续发生的全球经济困难形势使得全球金融机构体系大规模崩溃,因而不得不实行改革或结构重组,导致极端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争端等发生。信息科技革命带来了全球性互联互通,但也被利用以侵犯个人资料、威胁每个国家信息系统的安全等。

第五,重新思考全球经济危机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提出了对全球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重组、推出新的经济学说和新的发展模式的要求。科学技术革命的进步以及发达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给每个国家带来政策性挑战。发达工业国家面对的要求是按照绿色增长的理念改革工业和采用新的经济模式,克服让本国陷入危机的旧经济结构的薄弱之处。发展中国家面对的要求是基于自己仅有的相对优势来发展经济并朝着符合现代科技方向对这些相对优势予以升级。

世界经济政治版图上的亚洲

第一,自今至2020年,亚洲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和最稳定的区域。虽然受到欧洲债务危机、对美国和日本经济停滞的担忧以及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影响,但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在2012年内保持了有效运营以及约5.6%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步入2013年,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们均乐观地认为,亚洲地区各经济体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增长率约达6.9%并在2014—2016年阶段里继续增至7.3%。

据此,经济学人信息部的预测显示,2020年亚洲GDP可达43.27万亿美元,占全世界GDP的48%。而星展集团研究部2011年所作出的预测则表明,于2020年,亚洲GPD最大的十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印度、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其GDP总额约为22.4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同年的GDP。因为采取活跃的经济发展政策和集中许多新兴的工业化经济体,亚洲将是未来十年庞大的销售市场,其中产阶层日趋众多,2020全世界70%的消费增幅将来源于亚洲。根据《2012年全球财富报告》,在2050年世界十大经济体中,将有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等亚洲四国。在2010年至2050年全世界GDP增速最快的十个经济体中,将有印度、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蒙古、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亚洲七国(3)。

第二,亚洲将是世界许多大国和重要伙伴寻求的目的地。从政治地缘角度来看,亚洲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成为最充分体现大国之间战略性竞争的地区。预计,亚太地区继续是21世纪发展最活跃的地区,而且正在成为全球政治的主要动力。

在对亚太地区的战略中,美国政府提出了六大行动,具体是:加强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家的双边安全盟友关系,加强同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蒙古、越南、文莱等新兴国家的关系,加大对东盟、亚太经合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区域合作机制的干预力度,扩大对本地区的贸易投资关系,加强在本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尤其是在缅甸。

欧盟通过“软力量”干预政策,尤其是通过对本地区的外交、经贸活动同各大国竞争影响力。

跟美国、欧盟和其他大国一样,俄罗斯也正在将自己的目光放在亚洲身上。就从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以来,俄罗斯已重申,该国是亚太地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目前,俄罗斯通过推进“向东看”战略加强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第三,亚太地区也隐藏着许多冲突的危机,特别是东海问题。国际社会的许多评价和分析均作出警示,东海的主权争端有可能成为“亚洲的巴勒斯坦”问题的危机,导致冲突加剧、各国间出现分歧以及整个区域动荡不稳等。东海的矛盾和争端以及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等有关各方的干预使得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东亚地区隐藏许多动荡的危机。

在亚洲地区,中国不断加强各领域的影响力,旨在挖掘该地区的经济地缘、政治地缘作用,发挥中国海洋经济和陆地经济的优势。其中,可以提到中国正在启动的合作项目,典型的是“M”型合作战略(海上经济合作、路上经济合作、湄公河流域合作),又称“一轴两翼”战略,中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海上的板块及路上的板块分别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及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这一战略被评价为符合正在世界上发生的全球化、区域化趋势,为中国和东盟各国在21世纪前几十年中的发展创造许多条件。通过这一战略,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四国成为受中国直接影响的国家,旨在满足其自然资源及科技转让的需求。

“一轴两翼”战略直接关系到越南,因为不管在中轴还是两个板块上,越南均存在并受到来自中国的利益交叉的影响。这也为越南有效参与地区劳动分工中的供应链、成为东盟—中国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与中国之间合作的桥梁提供了机会。然而,作为中国的邻国,越南在东南亚地区具有重要的政治地缘位置,但在发展程度和速度及经济规模仍跟不上中国,越南将要面临来自这一战略的许多巨大挑战,特别是如何创造出战略性优势以肯定并发挥自己的地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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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刊登于《共产主义》杂志2013年10月第852期
(1)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 2009年。
(2) Jodie Keane和Dirk Willem te Velde:《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Emerging Economies》, Working Paper,EDC,2011年3月3日。 
(3) The Wealth Report(2012年),China top economy in 2020,India in 2050, 2012年3月30日。

作者:非洲与中东研究院 陈氏兰香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