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杂志）经过37年的革新，越南从与集中计划经济相关的社会发展管理转向与资源多元化，政府、市场与社会影响机制相关的依靠多主体的社会发展管理体系。 因此，只有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让各要素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补充优势、弥补不足、共同促进社会发展。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主席王廷惠视察河静省永昂经济区一些制造企业 _图源：越通社
2021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三大形成了关于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理论意识。 除了明确政府在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中的职能以及干预和调节的具体内容、机制、方法和工具（1）外，越共十三大还强调：“市场在确定商品和服务价格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2)、“在动员、分配和利用资源方面”(3)以及“各社会、社会职业组织参与形成和调节各种市场经济关系”(4)、“参与对国家法律、机制和政策的论证，监督各国家机关和干部、公务员队伍的执法”（5）。 上述新的理论认识需要在数字社会、信息社会发展管理的条件下继续深入研究并予以制度化和具体化。
一、政府、市场和社会是社会发展管理中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 社会发展管理首先依靠《宪法》和法律设立的国家体制，其为市场主体制定“游戏规则”，形成法律框架来保证一切组织和公民都可以做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包括企业章程、规定、文化的企业体制，发挥着按照市场机制规范企业经营，使之遵守法律法规的作用；包括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则、各社会组织章程的社会体制，规范着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每个成员。
社会发展管理还依赖于各种机构，如国家组织机构、公共事业单位、私人事业单位、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等。
与社会发展管理中上述三类体制和机构相联系的是行政管理（如预算分配）、市场原则（如在获取公共投资资源时实行竞争性原则，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一视同仁）和社区机制（如村庄社区的自我管理、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相结合的混合机制。 社会发展总是需要多样化的资源，从国家资源（财政预算、公共投资、土地、知识、人力、科技、数字资源等）到商业资源（资本、管理知识、科技、人力等）到社会资源（土地、资本、文化资源、人力）。
政府、市场和社会在社会发展管理中的关系表现在多个方面：管理主体与客体之间、市场主体之间，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体制与政府和市场之间，公共利益与企业利益、每个社会阶层和社区的利益之间，国家资源与企业资源和社会资源之间的关系。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刻本质是彼此结合、优势互补、不足弥补，以优化越南社会管理目标。 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要素只有放在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完善的整体中，才能真正紧密、和谐地结合起来，弥补不足，优势互补。如果将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任何一方面绝对化，就会产生各种冲突，加剧各要素的“缺陷”，甚至相互对立，互相冲击，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弘扬法治精神和公务道德； 一个现代、完整的市场经济，重视遵守法律和商业诚信； 文明、民主的社会以法治和社会道德为基础来运行。 一个发达的社会总是需要不偏不倚的公正法律，政府按照法治原则运作，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法律至上受到所有组织和公民遵守，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种自律的习惯。 法治原则不仅适用于企业、社会和人民，而且首先适用于公权部门和公务员队伍。 社会越发达，就越驱动更多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扩大职工福利，保障职工权益，依据非营利性原则参与提供社会服务。各社会组织也运用企业治理方式来增加资金规模并促进金融增长，从而获得条件更好地履行组织的目标、使命和道德价值。可以说，法治、公务道德、商业诚信、社会道德等原则是保证政府、市场和社会紧密、有效结合和互补，共同促进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约数”。再者，党的正确和英明领导对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当今越南社会发展管理中紧密有效结合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二、市场经济的积极方面是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自由竞争、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淘汰薄弱企业； 激发劳动者的创造活力，发展生产力，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 然而，市场经济的“弊端”在于，它往往注重那些具有偿付能力的需求并将资源投向有盈利能力的地方，因此不生产公共产品和服务，甚至为了利润最大化，有的企业愿意牺牲公共利益（例如污染环境、制造假冒商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不公导致财富两极分化、贫富分化、生活水平分层、地区发展水平差异；不完全竞争导致市场机制有效性下降，出现垄断； 市场自发性往往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长期后果。
因此，正确、巧妙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结合充分发挥社会的力量，是弘扬市场积极一面、纠正市场“缺陷”的最重要途径，具体来说：
一是，健全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财产权的制度； 为市场主体自由经营、公平竞争、打击垄断、消灭“暴利集团”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利用政府的工具、政策和资源来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确保经济基本平衡，为企业营造良好、公开、透明的经营环境，规范、引导和促进与文化和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国防安全保障相关的经济发展。
二是，通过社会福利体系进行收入再分配，克服初次分配后出现的社会不公现象。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福利是由众多主参与保证的；其中政府起主导作用，基础是基本的、必要的公共服务（免费或低收费），填补民营部门不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可授权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一些公共服务，促进竞争，以人民满意程度作为服务质量的衡量标准。
三是，以缴纳—享受和共享机制做好社会保障，帮助群众始终保持最低收入，防范风险并在丧失劳动能力时仍受到保护和照顾，避免陷入极端。社会保障体系以缴纳-享受和共享的财政机制为基础，由国家资助，包括财政支持，以实施一些具有保障功能的社会福利，例如帮助贫困人口和少数民族同胞购买医疗保险，为因自然灾害和流行病（例如新冠肺炎大流行）而失业的人提供现金帮扶。
四是，政府投入民营部门不参与或尚未参与的领域。那是按照“以公共投资引领民间投资”的方针，对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和必要的公共服务开发的投资，为引领、吸引私人资源创造环境。那是对创建民营部门尚未投资的潜在市场（如科技市场）的投资，直至这些市场形成并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来吸引私人参与时，国家可以转让并将资金投入新产业孵化中去。
五是，弘扬商业诚信，实行企业公开化、透明化、问责制，加强对企业守法情况的检查监督。促进商业诚信使得企业将追求利润与履行环保责任、尊重企业员工权利和消费者权利联系起来。公开透明和问责是国家机关、媒体和社会监督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发现、预防和消除违法经营和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的依据。
六是，发挥社会组织、社会职业组织在促进联动、合作、规范市场关系方面的作用，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自发性、平衡供需，防范周期性危机风险。 确保社会组织与社会职业组织之间在影响政策的平衡，限制“暴利集团”为了争夺优势而损害其他社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
七是，教育、宣传和提升社区、家庭和个体消费者参与市场关系的积极性。 这是对可能扰乱市场的“群体感染”的警惕，塑造理智的消费行为，促使企业重视商业道德，尊重消费者利益，并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效应。在社会上弘扬互助、担当的精神，支持和帮助弱者、不幸者。
三、国家是唯一有权颁布法律、征收税负、拥有公共资产，建立军队、警察、法院等，来维护公共权力，确保国防、安全和良好发展环境的特殊组织。 但国家也常遭遇“权力的先天缺陷”，如腐败、官僚主义、滥用权力，深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市场和社会的“缺陷”更加严重。国家政策和资源往往受到部委、地方的局部利益的牵制。公共服务是一个容易陷入停滞、缺乏活力的领域，这既限制了服务质量，又导致受益者产生依赖和不负责任的使用心态，尤其是免费公共服务。 国家资源总是有限的，很难充分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
因此，政府只有将市场原则正确运用于公共管理，充分发扬人民的民主权利，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和力量，有效地限制缺陷和控制权力。
第一，实行政府公开化、透明化和问责制，使人民和企业能够公平地获得国家资源和公共服务，消除“索取-给予”机制。建立有效捕捉、接收和处理市场信息和社会反馈的机制，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和实施法律和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不顾客观规律的主观随意干预。 健全国家权力制约机制，防范和打击官僚主义、腐败和消极现象。
第二，将一些市场原则运用于公共管理。运用“公共所有、私人经营”的形式，提高行政机关、公共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特别是人力资源和产品质量管理。在提供公共服务、获取国家资源（例如公共投资项目招标和公共采购）方面运用竞争原则，使国家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限制腐败和浪费，增强公职人员为人民和企业服务的责任。
第三，弘扬企业的民族渴望、社会责任和商业诚信。 民族自强的渴望和意志是企业努力向上、保持国内市场并走向世界市场，足以与外国企业竞争的动力，为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建设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作出贡献。社会责任和商业诚信使企业不仅追求利润，而且与国家和社会共同担当、携手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关心改善企业员工福利。
第四，提高越南祖国阵线、各政治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社会监督和论证的效果。 法律、政策草案都通过多种形式征求人民群众的论证意见，并得到认真吸收。 在组织实施政策、法规时，加强社会监督，以发现不足、出现的新情况以及群众和企业面临的问题，以集中化解。
第五，动员社会资源来补充和弥补国家资源的有限性。 通过适当机制调动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宗教组织、家庭、个人的土地资源、财政资源、人力资源、文化价值等，为农村交通、幼儿园、文化馆、花园、公园等公共福利工程建设贡献力量。 基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形式的投资，与长期合同制、国家与民营部门分担责任相结合，对于在过去仅仅依赖国家财政投入的基础设施系统和社会服务开发方面的突破意义重大。
第六，坚持法律体制与社会体制、国家管理与社区自治相结合，提高社会发展管理特别是居民社区发展管理的效率。社会体制蕴含着长期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和经验知识，成为规范人类行为的道德准则、习俗和惯例，当与官方体制相结合并合理利用，有助于将法律意识传递到生活中。发挥社区自治作用，弥补国家资源的有限性，减少在社区管理中扩大组织机构、多层次人员配置可能导致的官僚主义风险，对于那些人民有能力做得比政府更好的内容实行直接基层民主。
第七，提高人民群众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参与国家管理的积极性。当人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并自我约束一切行为，使之不超出法律规定和社会道德规范时，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形成。权利必须与义务相关联，例如缴纳全部税款以确保财政收入服务于公共利益、负责任地使用公共服务与承担缴纳费用的责任以及与参与社区共享资源等相结合。
四、“社会”的运作是基于法律体制和社会体制的结合，其中社会体制对法律体制具有补充和支持作用。社会组织由具有共同宗旨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本着自愿、非营利的原则，依照法律和组织章程运作，满足会员合法、正当利益并参与国家管理。然而，每个社区或社会组织往往追求自己的利益，有时相互冲突，甚至损害共同利益。 社会组织的参与者不均匀、联系松散、需求和思想多样，因此被不良势力利用、煽动、拉拢时，也有出现极端思想的情况。社会组织的优势在于解决微观社区或特定行业、专业的某些问题，但不具备解决大规模运作的跨行业复杂问题的能力。
因此，只有在政府在法治原则指引下统一管理，市场原则合理运用以及企业合作、共享、陪伴的基础上，社会和每个人的作用和积极性才能得到充分、正确发挥。具体如下：
第一，法律是保证国家依据法治原则统一管理的最重要工具，为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社会、社区组织实行自治，公民可以做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一个人的自由不妨碍他人的自由创造制度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统一管理并不与自治相对立，而是与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弊病相对立； 社区自治并不与国家的统一管理相对立，只是与官僚主义、专制主义、独裁主义相对立。
第二，完善财政机制，使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在接收国家的支持、企业和外国的赞助时不因行政化而削弱其独立性和社会监督论证能力或被赞助者的意图所驱动。这就确保政府、企业和社会资源相互联系并服务于良好目的；为了会员的正当合法权益；消除被敌对势力的不良目的所利用、驱动，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风险。
第三，将市场原则运用于非营利组织治理。 非营利组织的资源由国家支持、企业赞助以及组织的经济金融活动组成。需要把国家财政支持方式从以“投入”依据为主转变为以“产出”结果为主，特别是结合具体的产品指标和定额对利用国家财政的服务包进行招投标。按照非营利原则运营并不意味着拒绝利润，甚至可以想办法专业地创造利润，但这些利润不是分配给董事会成员，而是进行再投资，服务于社会发展目标。 因此，非营利组织需要实现经济活动专业化，确保可持续的金融用于运营和社会责任的履行。
第四，弘扬广泛、实质性的民主，并严格纪律和规矩，防止和制止那些利用自由民主损害他人利益、违法、威胁社会安宁的行为。各种敌对反动势力、政治机会主义势力经常利用自由民主，聚集势力、施加影响，伺机公然反对政府、侵害人民利益。宣传、动员、教育、说服要与严明纪律规矩齐头并进，确保社会组织依法依规运作，给会员和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第五，对接政府、企业、工会组织的资源和责任共同体，旨在改善企业员工福利。 先进的劳动和劳动关系法律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起到了促进作用，首先保障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工会、缴纳保险、安全劳动环境、休假制度、技能培训等权利）。 同时，确定各级政府在保障劳动者福利方面的职责（如在工业园区的土地基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保障性住房、文化机构、学校、医务室等），优先引进那些承诺履行好社会责任并与工会合作构建和谐、稳定、进步的劳动关系的投资者。
第六，促进政府、企业与各社会力量联动、合作、共享、同行，确保提高管理和经济社会发展效率。这是保证政府贴近人民、听取人民意见、及时解决人民关切的机制。 那是一个连接“四方”（农民、政府、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机制，旨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克服小农生产规模小、碎片化的局限性以及市场自发性对农民生活产生负面影响。那是推动形成创新生态，紧密连接着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以企业为中心，以科学家为动力，保障发明商业化应用，开拓科技市场，使知识融入现实生活。
五、越共十三大特别强调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发展管理。 大会提出的任务是：“发展数字基础设施，保障网络安全，为人民和企业便捷安全获取数字资源，建设大数据库创造条件”（6）。《经济社会发展十年战略（2021—2030）》的发展理念确定：“必须创新思维和行动，主动及时把握、有效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与融入国际过程带来的机遇，实现经济结构重组，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社会”(7)。
总体定位是全面实施国家数字化转型，旨在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社会。 力争到2030年完成数字政务建设； 电子政务和数字经济位居全球50强、东盟地区第三。 在国家治理、行政管理、生产经营、社会组织、国家资源管理等方面实施数字化转型。加快一批已具备条件的行业和领域特别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应用和开发新技术，优先支持数字技术、5G和后5G连接、人工智能、区块链、3D打印、物联网、网络安全、清洁能源、环境技术，以转型和提高经济的生产力和效率。
建立驱动创新、数字化转型以及新产品、新服务和新经济模式开发的法律体系。 “必须更加重视社会发展管理； 扩大民主必须与严明纪律规矩相结合”（8）。推进电子政务建设，迈向数字政府，重点发展服务于国家机关的集中、顺畅的数字基础设施； 同步设计、建设、运行各大数据库，特别是人口、医疗、教育、保险、企业、土地、住房数据之间互联互通的一体化系统，及时有效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服务。
“加强互联网各类传媒和信息的管理和开发。坚决打击和消除那些对政治社会稳定和优良传统风俗产生不良影响的有害、抹黑、反动的产品和信息”（9）。
上述政策和导向表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社会发展管理，既在国家治理层面，又在各个子系统—生活领域的治理，从管理—治理到生产、经营、服务的组织等层面进行。因此，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社会发展管理，既包括促进发展、利用信息社会带来的机遇，也包括应对、预防和制止负面影响。 网络空间已成为打击敌对势力，捍卫党的思想基础和路线，捍卫真理、正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信息战争的主战场。
落实上述管理政策和导向，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不仅是创建体制和法律来形成新的商业模式、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社会，而且还是投入发展科技、开发数字基础设施、培训人力资源、建设数字政府、投资建设服务行政管理和保证民众和企业获取权的数字数据。 越南政府，无论在为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发展创造“供给”还是“需求”方面都领先带头，特别是推动各种数字化社会管理项目，典型的是国家人口数据和各种数字化项目。 网络空间主权成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与政府保障网络安全的作用密切相关。 网络空间环境下的作战也以国家机关的力量为核心。企业的作用是促进对新产业的投资，例如电子商务、科技应用等；同时可以通过具体项目参与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政府的合作；有权以公平、透明的方式获取信息数据。网络环境下企业的商业诚信有助于促进社会责任，特别是消除不良、有害信息、垃圾信息、虚假新闻或逃税行为，保障共享经济就业部门的员工权利。作为数字公民，社会参与数字社会治理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数字政府的成功建立将促进公开性和透明度，使国家机构和公务员的活动接受社会监督，并增强社会面对每一个管理决策影响的反馈能力。 如果网络社区在网络空间中表现得负责任，将成为一个有助于确保网络安全的社交平台。 每一个负责任地参与传媒、电子商务等活动的数字公民，都将为建设有纪律、有秩序的数字社会，有效抵制敌对势力在网络空间环境中一切破坏活动做出贡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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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参见：越共十三大文件，真理国家政治出版社，河内，第一册，第130-131、131、133、133、131-132页
（6）（7）（8）越共十三大文件，同上，第一册，第142、214、215页
文章来源：《共产主义》杂志2023年4月第10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