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杂志）越南民族和越南共产党的历史均表明，民族豪气和渴望是感性的，但也是理性的信念，一旦得到激发和弘扬，会成为全民的理想和意志。这一理性信念的核心就是对党的政治原则的实际检验：始终把民族大义、人民福祉和国家利益置于首要地位。这就是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共产党始终贯彻的。

75年前的1945年9月，在祖国刚获得独立自由权利后在开学之际向学生发来的公开信中，胡志明主席写道：“越南江山能否变得美丽，越南民族能否登上那与五大洲强国并驾齐驱的光辉舞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学们的用功学习”^（1）。

整整20年前，武元甲大将写道：“回顾20世纪，勇敢和聪明的越南民族做到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把历史现实变成了传奇。进入21世纪和新千年，越南民族凭着伟大抱负和创新智慧，会有传奇般的梦想，并决心将其变成历史现实”^（2）。

在近期的一次讲话中，阮富仲总书记、国家主席强调：“越南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的基业、实力、地位和国际威望”^（3）。可以说，今天越南祖国的基业、实力、地位和国际威望是过去35年国家革新事业直接带来的成就，但也就是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为实现民族变得强大的梦想而进行不懈斗争过程的成就。这也是越南民族在知识文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发扬意志和渴望的基础。

历史上的国家基业与民族梦想

可以说在整个建国和卫国的历史长河中，越南民族一直证明了极强的社会凝聚力、十分强大的生命力和梦想。民族梦的内容，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和具体内容表现出来并一代代传承下来，这是具体历史条件所规定的，包含着独立、自由、文明和强大等内容。

考古学证据表明，在民族历史的早期即文郎国和瓯雒国的时代，越南人祖先凭着红河文明的繁荣发展，懂得组织了较为严谨有序的社会。玉镂铜鼓和其他多种铜鼓上的花纹均生动地再现了农业—水乡居民的各种庙会，反映着一个聚居程度较高、组织分工较清晰而严谨的社会。发掘出的大量铜质犁头表明了一个较为发达和有序的水稻农业。此外，大量不同武器的出土，包括原本是劳动工具的简单武器以及专业战士所用的武器，如三角铜质箭头、匕首、剑刃、矛尖等，证明了古越人所居住的土地十分富庶，当地居民社会较为繁荣。也许这也是这块土地始终被外部势力想方设法前来侵略的原因。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时越南人祖先通过各种传说来表达并寄托自己的梦想，如果摘下幻想的外衣，就能看出十分清晰而真实的人文信息。那就是同根同源、团结凝聚的意识（传说《生土生水》、《貉龙君—妪姬》）、征服和主宰大自然的渴望（传说《山精—水精》、《梅安纤》）、团结抵御外侵（传说《荣圣》、《皋鲁》、《神弩》等）。

之后，在一千多年的北属时期，越南民族仍不断培养和孕育着独立自由的渴望和意志。越在遭到最残酷压迫的条件下，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梦表现得越发强烈。那就是公元40年，二征夫人“骑着大象高举起义旗帜”，各州、郡的首领和人民即刻响应，短时间内就赶走了太守苏定，推翻了汉朝的统治。

200多年后的公元248年，以二征夫人为榜样，赵夫人发动起义。没有史料记载，但千百年来民间广泛流传赵夫人的话语和气魄：“我要乘劲风，踏恶浪，斩杀东海的鲸鱼，驱逐吴军，光复河山，砸烂奴隶枷锁，决不卑躬屈膝地做人家的妻妾”^（4）。赵夫人和交州人民当时的这种渴望、意志和气魄使北方敌军闻风丧胆，就连敌军将领陆胤也要感叹道：“横戈当虎易，对面婆王难”^（5）。

公元540年，李贲领导交州人民站起来，再次推翻了北方统治，夺回了自主权。他建立了新王朝，自称南帝，国号万春，定都龙编。李贲称帝并建立国号“万春”显示了当时我们老祖宗的气魄和对独立、长存、与北方平起平坐的渴望。

公元10世纪，在938年白藤江上的伟大胜利后，北属枷锁完全被粉碎。代表着民族的意志和渴望、领导越南人民立下了这赫赫战功的英雄就是吴权，他被史书评价道“王善谋善战，再造之功以成为诸王之冠”^（6）。他为北属时期后国家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历经吴、丁、前黎等朝代，越南的独立自主和统一不断得到巩固，尤其是李朝建立并于1010年决定由华闾迁都大罗城之后，正如京都的新名称“升龙”那样为大越国开启了“龙蟠虎踞之势”。

长治久安的基业和国运是越南民族在新的水平上捍卫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基础。公元1075年，获悉宋朝在毗邻边界的钦州和廉州集中兵力，为入侵大越抓紧做准备，李朝君臣颇具本领地实施了“先发制人”的计策，旨在牵制并粉碎宋朝的侵略阴谋。次年，宋朝又发兵来犯，正当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那首神诗响起，点燃了大越军民对独立自由、强大、南北平起平坐的渴望：“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如何逆虏来侵犯？汝等行看取败虚！”^（7）。

这首作者不明的诗像越南国家民族第一个独立宣言一样被载入史册。历经李朝、陈朝，国运更加兴隆，大越文明更加繁荣，武功显赫—三次击败了来犯的蒙元军队。“山河千古奠金瓯”^（8）。

到15世纪初，胡季犛父子领导的抗战失败后，我国再次遭到北方的残酷统治。明帝亲自命令张辅和“天朝”军队指挥者在入侵大越时：见碑破碑，对于书籍则焚烧或带回国，搜捕人才送到北方。该政策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使越南民族忘了根本，去除文化之根基，从而消灭越南民族对独立自由的渴望和意志。

在黎利、阮廌和各位仁人志士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团结一心，坚强地站起来参与战斗，将全部明军赶出我们的疆土。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江山豪气和民族渴望再度升华，成为无比巨大的精神动力：“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常乏”^（9）。国家恢复了自由，越南民族恢复了自主权，文化本色得以保护。

自15世纪初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后，大越的基业和地位不断巩固和发展。民族文化在一个得到有序组织的水稻农业经济基础上繁荣兴盛，疆域不断向南扩大，使得其他居民群体可持续而和平地融入越南民族大家庭。就连在国家陷入黎—莫、郑—阮等分裂、纷争的时候，民族的内在实力依然得到培育。到18世纪末，越南真正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强国。年轻的西山朝能够短时间内粉碎了暹罗军1785年在南方和清军1789年在北方的两次侵略，显示了当时越南民族的地位、实力和意志。相传是光中皇帝在1789己酉年新年前夕举行的出征仪式上发表的那篇檄文以一种政治文化宣言的形式展现了民族对独立自由的渴望：“为长发而战，为黑齿而战，打得他只轮不返，打得他片甲不留，打得使他知英雄南国之有主！”^（10）。

到19世纪下半叶，由于多种原因，国家陷入法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一代又一代越南人坚强站起来，凭着“用热血洗清奴隶的耻辱”的意志决心夺回独立和自由。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中，民族渴望再次闪闪发光。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除了决心恢复独立和自由权利的强烈渴望，越南民族越来越展现出对一个民主、强大、在优胜劣败激烈竞争的世界中与五大洲强国并驾齐驱的新越南的渴望。这是新内容，是越南民族愿景和渴望的更高水平，成为20世纪初由进步儒学家领导的，以潘佩珠和潘周桢为最杰出领袖的越南爱国运动的思想旗帜。

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沉浸于“欧雨亚风”之中，历代进步儒学家试图把越南爱国运动从传统框架固有的局限性“解脱”出来，将越南民族解放斗争置于时代背景之下，号召士民清醒过来并主动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尤其是基于“实学”原则的教育，以促进“实业”，面向“自强”，即必须维新国家，“开民智、振民气、厚民生”。

尽管运动有时分成不同的倾向（“暴动”或者“维新”、“明社”或者“暗社”），而且形式不同，如东游、东京义塾或者鼓励剪头发、改变服饰等，但思想旗帜是统一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维新是两个最崇高的目标。可被视为整个20世纪初越南爱国运动的纲领的作品《新越南》（1907年）的作者便是潘佩珠。

在该作品中，潘佩珠用心、用智来阐明以下问题：为何需要维新国家？国家维新事业需要达到哪些目标？通过哪些方向和举措来维新国家？弄清了以上问题之后，越南同胞会基本形容出成功维新之后的“新越南”，看出国家和民族的光明前途，进而勇敢、热情和决心参与维新—救国运动。在越南共产党诞生之前，这一直是最能体现近代越南民族渴望的纲领。

潘佩珠认为，维新的最重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独立且拥有完全国家主权的新越南，而且是一个强大繁盛的国家。“维新之后，民智大开，民气壮大，民权发达，越南国家命运掌握在越南人民手中……此番盛世多么让人憧憬啊！”^（11）。新越南将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越南。这就是为越南成为具有全球性的经济强国铺平道路的政治、文化、精神基础。

渴望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是人们对未来的想象，而在20世纪初的历史背景下，潘佩珠所期望的难免有些浪漫，但并非政治妄想。日本和许多西方国家原本是欠发达的国家但靠维新成为强国的榜样是对强国梦富有说服力的证明。

从历史角度看国家基业和民族渴望的基础

回国过去，越南民族建国和卫国历史长河中持久而强烈的渴望是独立、自由、文明和强大。这就是传统越南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凝聚团结和全民族力量、为祖国基业创建政治文化基础的因素。

这一渴望的根源并不抽象，并不在各种政治学说、宗教教义或者任何朝代或哪位“明君、圣主”的主观意志等遥远地方，就在越南民众平凡的日常梦想之中。但为使全民过上平安、温饱、和谐和快乐的生活，不仅需要老天给予风调雨顺，而且祖国还需避免内忧外患，也就是整个民族独立自由，更重要的是民众在劳动生产中获得必要条件的保障，在一个和谐仁爱的社会中享有平安生活。

从10世纪至19世纪各朝代兴衰存亡总结出的历史经验表明，为满足老百姓上述平凡的梦想，要筑牢祖国的根基并使民族渴望升华并成为江山豪气，一定需要“明君贤臣”。“民以食为天”，认识到这一点，各位“明君圣主”和“贤臣良将”都着力关心保证水稻农业所需的条件。为求五谷丰登，皇帝和朝臣要亲自举行最为重要的仪式，如社稷坛祭礼、籍田礼等，皇帝也要安排能臣负责堤防事务（河堤正使），督导地方官吏关注水利，组织开垦，监管那些基层官吏，不让他们滥权欺压百姓，贪污腐败，刁难民众。不幸遭遇天灾，皇帝有时要求祷，有时要忏悔，以“挽回天意”、造福于民等。百姓相信当皇帝，一般是朝代的早期皇帝做好这些工作，臣民温饱，国家长治久安。相反，在一些历史阶段，君臣都不关心百姓生活，甚至胡作非为，使百姓陷入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境地，那么人心涣散，天下大乱。在此条件下，如果要抵御外侵或者内患，则社稷危矣，国运不可挽救。

如此一来，越南历史上的民族渴望、愿景和意志的核心不仅是安民、为民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引领民族、祖国走向光明未来的先锋性。

胡志明时代的越南民族渴望、愿景和意志

接受马列主义后，1925年，阮爱国成立了以共产团为核心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着手为在越南成立一个带领越南革命事业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共产党进行理论和组织的准备。1925年至1927年，阮爱国集中培养和训练首批干部，帮助年轻的西学知识分子发展视野、理论知识、宣传、组织和领导技能，尤其是磨练和培养革命道德。进而为他们带来新信念、新视野、新渴望。

考察世界革命经验，阮爱国总结道：“当今世界只有俄国革命取得了成功，而且是真正的成功，就是说民众获得了真正的幸福自由和平等，而不是法国帝国主义在安南所炫耀的虚假的自由和平等……俄国革命告诉越南领导人，要革命取得成功，则须以民众（工农）为根本，需要稳健的党，必须坚持不懈、敢于牺牲、团结一致。总之，必须追求马克思和列宁主义”^（12）。

“工农是革命之根本”，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让民众“享有真正的幸福自由、平等”，这就是阮爱国—胡志明的核心原则，也是我们党的政治哲理的基础。那也是全民族在解放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社会和解放人类的生死斗争中的渴望。以“打倒法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使得越南获得完全独立”与“民众得以自由组织。男女平权等；按工农化实现教育普及”^（13）相结合为目标的1930年2月第一个政治纲领，便能看出民族的强烈渴望在党的路线中得到具体化并提升到新高度。在党的这一思想旗帜下，越南民族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战胜各种挑战，“用我们的力量自我解放”，恢复祖国的独立和统一，于1945年秋天建立起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在祖国获得独立后，胡志明主席立即致信各级革命政府。他嘱咐道：“如果国家独立而人民不能享受幸福和自由，那么，独立也毫无意义”^（14）。他还给革命政府提出了政治原则：“对民有益的事情就尽量去做，对民有害的事情就尽量避免”^（15）。

显而易见，胡志明思想中的民族渴望和政治意志，是对民族数千年历史中一代代越南人的渴望和意志的连续传承。这一渴望和意志有助于巩固大团结力量，培养起人民在1945年至1975年两场十分残酷的战争中对党的坚定信念。

胡志明主席留下的《遗嘱》更是巩固了国家，党和人民的强烈而远大的渴望和意志：“山河在，人民在。战胜了美帝，我们的建设将比今天好十倍！”^（16）。

胡志明主席还殷切嘱托：“党需要有很好的计划来发展经济和文化，旨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7）。

胡志明主席也预料到了战后时期国家重建事业的重重困难，并提出了特别指引：“上述工作十分庞大、繁重而复杂，但也是十分光荣的。这是一场反对陈旧的、损坏的，以创造出新鲜的、茂盛的一场斗争。要想在这场巨大的战斗中夺取胜利，要动员全民、组织和教育全民、依靠全民的伟大力量”^（18）。“第一要务是重新整顿党，使得每个党员、团员、党支部都努力完成好党交办的任务，全心全意服务人民”^（19）。

重新整顿党的目的是使我们党更强大，无愧于代表着全民族的意志和渴望的执政党的任务和作用。胡志明主席写道：“越南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每个干部和党员必须真正透彻领会革命道德，真正勤俭廉正、大公无私。要维护越南共产党的完全纯洁，要做到无愧于人民的领导者和无限忠实的勤务员”^（20）。胡志明主席强调，要做到这一点，再大、最困难的工作，越南人民也一定取得胜利。

过去半个多世纪，越南党和人民努力实现胡志明主席的指引和教诲，因此今天越南祖国的基业可以说比任何时候更巨大和牢固，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威望得以有力肯定和不断改善。回顾这一历程，尤其是祖国在1975年春季大捷以来的征程，可总结出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

一是“动员全民，组织和教育全民，依靠全民的伟大力量”。这是越南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斗争和革命战争中做得很好的事情。得益于此，越南革命战胜了一切挑战，越南民族在20世纪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在战后时期，并不是任何时候胡志明所教导的汇聚民力的经验都得到有效贯彻实施。1974至1986年间所犯的主观错误，有时使得人民的信心“被严重侵蚀”。充分认识这一缺陷，革新初期，党提出了“以民为本”的口号并实施三大经济计划（粮食食品、消费品和出口品），切实关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因此，越南摆脱了革新初期困难重重的经济社会危机。

在革新时期，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党与人民、政府与人民、干部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不够好，甚至发生了严重错误。例如出现了不稳定的状况、“热点”区域，如1996-1997年间的太平省，西原、西北以及近期的胡志明市守添、河内市同心等。为数不少的干部、党员，包括高级干部，甚至是武装力量的人员违背党纪国法、陷入贪污腐败的不健康生活方式等现象，都对人民对制度、对国家前途的信心产生消极冲击。

在此情况下，在不同时期以及针对不同问题，越南共产党采取了及时而正确的决策。各项突破、及时而正确的经济政策，如农业承包政策、反通胀政策、发展多成分的商品生产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融入国际、开放、发展竞争力等主张，帮助越南不仅摆脱了饥饿贫困的状况，而且成为了活跃发展的国家，努力缩小与地区和世界各国的落后差距。

除了各领域更加配套和深入的革新政策之外，党的整顿运动以及对腐败、浪费和其他经济犯罪坚决而卓有成效的斗争，使得人民对党的领导以及革命前途的信心更加强烈。最近，在新冠肺炎大流行防控阻击战中的努力和初步成功，更表明一旦党和国家信赖民力，懂得组织、动员和扩大人民的力量，越南全民族定会“众志成城”。团结一致始终是全民族战胜挑战的有力支撑，无论是多大的挑战。

二是执政党的先锋作用。胡志明主席认为“党要坚持革命才能成功，如同舵手足够稳健，船舶才能开动一般”^（21）。作为执政党、革新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先锋作用是决定着制度的存亡、国家的兴衰的最大因素。越南步入革新时期，是越南党和人民要一起寻找一条史无前例的道路，尤其是在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改革事业的错误而迅速崩溃，而越南则遭到围堵和制裁的背景下。在此条件下，党的创新性、先锋性充分体现在突破的决策以及合适的步骤、做法的选择上，大胆但不主观，抓紧而不草率，坚决而又坚持。因此，祖国的实力和基业不断夯实。1995年后，党的先锋性、开创性又充分体现在让越南争取开放机遇、逐步融入地区和世界、保持稳定、不断发展、更坚实更全面夯实祖国基业的战略决策上。

三是国家领导人的表率作用。在任何时代，从雄王、安阳王、二征夫人、赵夫人、陈仁宗、陈国峻、黎利、阮廌、张定、潘佩珠等时代到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那些肩负着领导国家重任的始终必须是对国家基业负有最高责任并且作为民族意志、渴望代表的人。他们不仅爱国爱民，随时为国家民族牺牲，而且还要贴近民情，深刻了解民众的愿望和渴望，善于使得民众信赖和拥戴。再者，他们还要懂得培育越南民族的渴望，使之提升到时代的水平。唯有如此，执政者、领导者才真正代表着民族的智慧、愿景和渴望。

正如阮廌和黎利所认定的，越南国家“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常乏”，但如今在智慧文明和新工业革命时代，越南不可能被动等待人才豪杰出现，而是要主动发现并培养人才。因此胡志明主席指出：“为后世培养革命一代，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十分必要的工作”^（22）。

四是激发和充分发扬民族豪气。历史表明，面对转折点和决定性时刻，如果民族豪气得到充分弘扬，民族意志和渴望得到培育，越南民族定会战胜一切挑战，并立下赫赫战功。一个个民族的辉煌历史篇章铭记了这样的时刻：那就是1075年抗宋战争到了激烈时刻那首《南国山河》响起的时候，是1284年长者们在延鸿会议上回应陈仁宗皇帝对如何应对蒙元敌人的提问时齐声高呼一个词“打”的时候，是1945年秋天越南全民响应党和阮爱国领袖的号召共同站立起来、粉碎奴隶枷锁、“用我们的力量自我解放”的时候。

在今天建国卫国事业的新背景下，民族豪气和变得强大的渴望更需要得到激发和弘扬，让全民族同心协力，奉献智慧和力量，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牢牢捍卫国家主权、利益和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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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志明全集：真理国家政治出版社，河内，2011年，第四卷，第35页

（2）古今杂志2000年第一期，第三页

（3）阮富仲总书记、国家主席在纪念胡志明主席诞辰1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5月18日发表的人民报（https://nhandan.com.vn/tin-tuc-su-kien/dien-van-cua-tong-bi-thu-chu-tich-nuoc-nguyen-phu-trong-tai-le-ky-niem-130-nam-ngay-sinh-chu-tich-ho-chi-minh-458617）。此前，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阮富仲同志也强调：“凭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有根据来肯定，我国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的基业、实力、地位和国际威望”。请看：

https://baoquocte.vn/toan-van-bai-phat-bieu-cua-tong-bi-thu-chu-tich-nuoc-tai-le-ky-niem-90-nam-ngay-thanh-lap-dang-108832.html; http://dangcongsan.vn/xay-dung-dang/ky-niem-trong-the-90-nam-ngay-thanh-lap-dang-cong-san-viet-nam-547821.html

（4）赵夫人的这番话被19世纪王唯贞的书籍《清化纪胜》所记载，后在民间流传开来。

（5）援引潘辉黎（主编）、潘大尹、阮光玉、梁宁、陈国旺的《越南历史》第一卷，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07页

（6）（7）大越史记全书，社会科学出版社，河内，1998年，第一卷，第204、279页

（8）陈仁宗皇帝的诗，出处：大越史记全书，社会科学出版社，河内，1998年，第二卷，第62页

（9）大越史记全书，同上，第二卷，第282页

（10）明都史，存于史学院的手稿，编号HV.285，第44卷。援引潘辉黎（主编）、阮乘喜、阮光玉、阮海继、武文军的《越南历史》，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河内，2016年，第二卷，第602页

（11）潘佩珠全集：顺化出版社，顺化，1990年，第二卷，第255-256页

（12）胡志明全集：真理国家政治出版社，河内，2011年，第二卷，第340页

（13）胡志明全集：同上，第三卷，第一页

（14）（15）胡志明全集：同上，第四卷，第64、65页

（16）（17）（18）（19）（20）胡志明全集：同上，第15卷，第623、612、617、616、611 – 612页

（21）胡志明全集：同上，第二卷，第289页

（22）胡志明全集：同上，第15卷，第612页

文章来源：《共产主义》杂志2020年9月第9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