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发展加工制造业:认识和政策方向(

陈俊英博士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经济部部长、工贸部部长
03:31, 08-06-2021

(共产主义杂志)中等收入陷阱通常在发展中经济体发生,那时工资增加而价格上的竞争力下降,难以与技术发达经济体或廉价商品生产中工资更低的经济体进行竞争。对过去几十年从低收入国家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越南可以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来避免中等收入的陷阱。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政府总理阮春福在“科技事业60周年年成就展”参观由韩华航空越南发动机工厂制造的飞机发动机(为A320Neo/C919飞机安装的设备) _资料图

第二期:发展加工制造业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和助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靠着自身优势达到一定水平人均收入,但仅停留在该收入水平上,无法增加并变得更加富裕的状况。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000美元至1.2万美元(根据世行的标准)后发展速度放慢甚至停滞不前时出现的。

回顾60年来不同国家的发展过程可见,部分国家成功保持持续增长,从低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此同时,其他部分国家依然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尚未提升至高收入水平(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世行的统计数据显示,1996年日本才成为中等收入国家,1971年新加坡人均GDP赶超1000美元,韩国和马来西亚于1977年共同达到这一水平,泰国于1988年,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于1995年。至2019年,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分别如下:日本40248美元、新加坡65233美元、韩国31761美元、马来西亚11414美元、泰国7808美元、印度尼西亚4135美元及菲律宾3485美元。如此一来,在上述国家中,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成为高收入国家,剩下国家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

各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在时间和发展动力上都各不相同。亚洲开发银行2017年进行的研究结果指出,一个国家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变为高收入水平的时间约为30-40年。一个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40年内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被视为正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单独分析每个国家的话,部分东亚国家大大缩短了转型时间,日本和新加坡需要20年,年均GDP增长率为6-8%;韩国仅需要18年,年均GDP增长率为9%。马来西亚和韩国起点相同,但到现在,历经40多年,马来西亚人均收入才接近1.2万美元的水平,年均GDP增长率为6%

为明确增长动力,从各国在转型过程中的GDP结构可见农业比重的逐渐下降以及工业建筑业及服务业比重的增加,尤其是加工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世行的数据表明,韩国的转型过程从1977年持续到1995年,在此期间,农业对GDP贡献率由22%降至5%,工业建筑业贡献率由28%增至36%(其中加工制造业贡献率由21%增至26%),服务业贡献率由39%增至49%。新加坡的转型过程长达20年,从1971年持续到1991年,在此期间,农业对GDP贡献率由3%降至0.2%,工业建筑业贡献率由28%增至33%(其中加工制造业贡献率由19%增至25%),服务业贡献率由64%降至63%。马来西亚需要40多年来把人均GDP1977年的1000美元增至2019年的11414美元,有可能在未来几年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这一阶段,农业贡献率由28%降至7%,工业建筑业贡献率增至200449%这一最高水平,然后在2019年回落至37%(其中加工制造业贡献率由20%增至2000年代初31%这一最高水平,然后在2019年回落至21%),服务业贡献率由33%增至55%

越南于2008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历经十多年,越南经济结构转型过程慢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先行国家,而且在最初几年的发展没有出现突破。2010年至2019年,农业对越南GDP贡献率由18.3%降至13.9%,工业建筑业贡献率由32.1%增至34.4%(其中加工制造业贡献率由12.9%增至16.4%),服务业贡献率由36.9%增至41.6%。越南在头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为6%,低于先行国家头十年的平均增长率(日本7%、韩国8.9%,新加坡8.8%)。

每个国家的增长路径能够表明能够摆脱和正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尽管各国在转型期间的平均增长率没有太大差距,仅在6%-8%,但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成功转型国家都在最初几年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为后续几年实现强劲发展注入活力,而正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初期阶段并未取得重大突破,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迹象,延长了跨过高收入门槛的时间。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出发时间相同,均是1977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的最初几年,两国的增长路径相似,但是从1984年开始,两国的增长路径完全不同。韩国发展迅速,逐渐缩小了与日本和新加坡的差距并超越了其他国家,而马来西亚却没有像韩国那样取得突破,增长速度较慢,并且需要很多年才能达到相同的收入水平。19851995十年内,韩国人均GDP增加了四倍,而马来西亚仅翻了一番。对两国在该阶段所落实的措施和政策进行比较时可以得出有益的经验教训,让后发国家能够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1960-1990年阶段,韩国和马来西亚均以五年计划作为颁布中期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政策的依据。韩国的第一个计划实施时间为1962-1966年,历经30年,实施了7项计划,并以1992-1996年的第七个计划为终结。头三个计划已把韩国由欠发达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四个计划使韩国成为高收入国家。马来西亚的系列计划始于1966年,并持续到了今天,最新的计划是2021-2025年第12个计划。步入第三个计划(1976-1980年),马来西亚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历经实施10项计划,马来西西亚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

直到1960年代,韩国仍是一个饱受战争摧残且沉浸在贫困恶性循环之中的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体,农业占GDP比重为36%,人均GDP158美元。朴正熙总统于1961年执政并决心使该国朝着经济自主的方向迈进,制定各项五年计划,设置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和强有力的政策。同样的,马来西亚在1960年代初也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占GDP比重为43.7%,人均收入235美元。

尽管具有相同的发展水平,面临类似的问题,例如贫困和欠发达,但各自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韩国在明确优先发展事项中提出清晰的方向,即集中于发展工业,从基础工业(电气化、炼油、合成纤维等)着手,然后到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工人技能密集型产业,并根据供应链、价值链去对接(肥料与农业,钢铁、化工与造船、机械设备,半导体与电子等相结合);马来西亚在所有计划实施中主要集中于社会问题(消除贫困、社会公平、各族裔之间的平衡发展)。虽然实际上,马来西亚政府为支持国内工业发展实施了多项政策,例如分包商发展计划、国内汽车品牌开发计划(ProtonPerodua),但是这些政策没有像在韩国那样系统性地实施,并没有在各项五年计划总体目标中充分表现出来。相反,对韩国而言,没有将社会问题纳入五年计划的发展目标并不意味着韩国不注重解决这些问题,而实际上,韩国选择工业发展作为起点,通过工业发展,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发展工业为劳动者和全社会创造更多就业、增加收入,确保区域平衡发展。

低附加值陷阱和国内工业的内在实力

除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之外,低附加值陷阱也被用来表达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描述,当一个国家主要从不打算与国内经济建立联系、不能够产生辐射效应,并且以短期目标运行的企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时,就是被陷入低附加值陷阱。这些企业在投资,生产率和技能发展等各个方面都表现不佳,而且主要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用价格来竞争,而不是质量、交货时间,并且经常将劳动力视为成本因素,而不是需要开发的资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概念仅从外资部门进行单向分析,而一个陷入低附加值陷阱有可能不仅由外资部门的原因引发,而且还有其他原因,这主要取决于国内私营部门自立自强的能力,取决于私营部门能否成长,变得独立,掌握国民经济,在全球市场上有着足够的竞争力,逐渐摆脱对外部资源的依赖。从本质上讲,低附加值陷阱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表现,其在一个国家无法建设强大的国内工业基础(国内私营企业),增长主要依靠外部资源(外资企业)时发生的。当国内优势消失(劳动力成本低、税收优惠诱人等),外资企业转移到具有更好的优势、生产成本更具竞争性的国家(该现象被经济家们称为“雁行模式”),导致去工业化过程,留下的是一个只有那些能力不足以与技术发达经济体或在生产低廉产品中工资更低的经济体竞争的国内企业的工业。

1951-1989年阶段,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及东盟四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均吸引日本企业的巨额投资,流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外资总额为199.19亿美元,而东盟引进的外资为175.31亿美元1。大约二三十年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建立了自己强大的国内工业产业,不再依赖,甚至直接与日本企业竞争,而至今东盟四国的大多数产业依然依赖于外资企业。1980年代,日本企业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的本地化率可以达到50%以上,而在东盟四国中,日本企业的国内采购率仅为42%,但主要来自外资企业。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大多数日本企业已能把日本专家撤回国,把工厂留给所在国人员管理和运营,但截至目前,东盟四国仍依赖于日本中高层管理人员,而无法转交给所在国人员队伍。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与东盟四国的差异证明了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及把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加工制造业的引领作用以及国内工业企业能力和工业人力资源的重要性。

开放经济以来,越南已成为外国投资商的乐土。近年来,越南在吸引外资方面一直领先东盟各国的。截至2019年底,越南吸引了近四万个项目,协议资金总额超过了3633亿美元。若按在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或人均计算,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已超过中国,印度和大多数东盟国家。在越南开展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中,有许多从事不同领域的一流跨国企业进行的高价值的项目。然而,投入越南的大多数外资企业集中于房地产经营活动等开发市场产业或纺织服装、皮革鞋类、橡胶和塑料制品、食品饮料、家具和木材、纸等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低的加工制造业。世行的报告(2018年)表明,许多投资者通常认为,廉价的劳动力和能源成本以及诱人的税收优惠是投入越南的主要原因,而很少外资企业认为,技术熟练劳动者或国内供应链能力足以竞争是越南的优势。报告也指出,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低附加值陷阱并成为高收入国家,越南须制定吸引新一代外资的战略,并将之与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相结合,形成工业产业供应链和合作链条,集中于创造高附加值、采用善待环境和低能耗技术的产业与环节,朝着注重经济社会质量和效益,确保国防安全及加强与国内企业的联系等方向吸引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和投资商。

为使外资部门能够在工业化、现代化以及朝着提升国内生产率和创造的价值、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等方向进行经济结构重组过程中为越南经济作出更大贡献、提供更多支持,越南须改变对吸引外资的观点和方法,根据动态竞争优势(劳动者技术水平,创新能力、便利的自然和投资营商环境),而不是以往那些缺乏可持续性的静态竞争优势(自然资源、非熟练劳动者、简单而诱人的优惠机制)。

具体而言,越南须着力吸引具备以下能力的外资企业:第一,创造更高水平的工资(更高的价值产出/劳动力);第二,促进国内技能、技术转让及研发活动发展;第三,鼓励资源更高效利用(不光是能源,而且还包括土地、水源、原材料等);第四,为国内企业和投资商在全球价值链中同外国企业合作创造机会,同时又不挤压国内中小企业和投资者;第五,增强越南企业,包括在国内和海外的企业的竞争力(通过改善供应链、物流等)。

政策含义

上述分析表明,在从中等收入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上不可忽视的是加工制造业,在在这条路上,国内工业企业就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低附加值陷阱的因素。加工制造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引领的动力,但国内工业企业才是帮助一个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坚实基础。因此,须制定具有选择性的吸引外资战略,避免引进那些低技术的外资流入并与国内工业企业直接竞争,旨在避免陷入低附加值陷阱;形成和发展强大的、与外资企业紧密联系的国内工业企业力量,逐步培育强大的国内企业力量,打造发挥引领作用的大型国内企业,形成国内供应链。

韩国、马来西亚及先行国家的经验教训显示,推动国家由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途径有很多,这条路长还是短取决于该国如何为每个中期阶段设定正确的目标以及集中资源和政策来实现既定目标。韩国缩短了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进程,因为他们通过七个五年计划设定了明确且一贯的工业化目标,并调集和利用了所有政策和社会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工业发展政策须被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之下,包括直接影响到工业企业的政策以及对工业企业以及整个工业产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间接政策。为了设定正确目标,须建立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确保各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国家与私营部门之间达成共识。因此,需要形成和维持与工业企业的政策对话机制,跟踪、监测、衡量和评估越南工业政策以及工业竞争力改善情况,将之与地区各国和全球部分国家进行对比分析。

为吸引高价值的外资,需要在企业整个投资周期中解决一些挑战和机制、政策上的障碍,并改变当前对外资的观点和方法。第一,需要面向那些发展动力依靠技术熟练劳动力、采用节约利用资源的技术而不是依靠廉洁的劳动力成本、低成本基础设施服务的投资商;应该设定中央到地方的投资者统一帅选标准,以确保根据经济需求吸引投资。继续有效开展将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实现对接的活动,培育企业能力,帮助国内企业嵌入外资企业的供应链(延长 《辅助工业发展计划》的实施时间)。第二,主动且有针对性地开展投资促进活动,吸引那些国民经济所期待的投资者,而不是被动开放市场等待投资者。第三,投资营销策略应按照产业和价值链进行设定,以便引进那些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投资者,而不是那些基于巨大优惠的、以短期成本优势来吸引投资者的传统营销模式;为现有外国投资商的生产营商活动提供支持和最便利条件,而不是去举办那些效果欠佳的投资促进活动,因为当前的投资商就是推广越南投资营商政策和环境的“大使”和最客观、最有效的渠道。第四,给予投资者的优惠待遇须根据在国内创造出来的效益和附加值、投资后的绩效,而不是根据注册资本和规模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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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看:S. Urata: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ts Effect on Foreign”, In T. Ito, & A. O. Krueger: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NBER-EASE Volume 2 (pp. 273 - 30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文章来源:《共产主义》杂志202010月第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