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重新思考发展模式:从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11:18, 23-12-2013
(共产主义电子杂志网)在2008年始于美国的全球经济衰退及金融危机中蕴藏着“热”的危机及“升温”的危机,逐渐将人类推到了生存条件的极限。因此,要解决这些挑战不可能只停留在对一些银行、企业的协助政策或者提供一篮子经济刺激、增加调控等,而且还应推出更加全面、系统和总体的处理方法。
危机的性质和特点
比利时社会学教授弗兰科和其他许多进步学者均认为,正在发生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是许多危机的总和,其中包括具有新性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危机。
第一,由于生产过剩、市场自由化及经济金融化所导致的经济金融危机。科学技术革命的强劲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最高劳动效率,导致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供过于求的状况。为了扩大寻求利润的空间,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治和经济领导人着力推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采用,取代1929—1933经济危机及二战后采用的凯恩斯经济学说。主要的措施是本质为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作用和干预的放松管制以及对人们的必要需求进行自由化、贸易化、“商品化”,推进大规模的私人化等。刺激消费和购物、放宽贷款条件及刺激投资等措施导致个人债务和公共债务不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经济金融化进程得以大力推进以及有价证券买卖、证券及货币投机等活动的增加导致虚拟经济成倍大于实体经济。全球化过程已为上述活动在全球扩展,延长经济、金融“泡沫”的滋养时间创造了条件,使得危机向全世界蔓延。
美国成为危机爆发的第一个国家是因为该国领先展开了放松管制、实现经济私人化和金融化、实行借贷和放宽信贷等措施,导致近三十年来的过度消费等状况。
第二,来源于传统能源的消费量超过大自然再生能力的能源危机。其原因是采用了利用大量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譬如:发展能源消耗型工业产业、鼓励个人交通工具发展等。
第三,由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引发环境污染所导致的气候变化及生态危机。包括淡水资源和生态多样性在内的各种自然资源逐渐枯竭,导致人类第一次要面对地球满足其物质消费需求的能力上限。
第四,由于农业生产中具有临时性的直接原因和具有结构性的深层原因的粮食危机。
第五,由于资源、财富和福利分配不公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导致的社会和人文危机。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数据显示,富有的20%人口占有世界上84%的财富和资源,而贫困的20%人口仅仅占有1.6%的财富和资源。由于富有阶层的购买力占绝对的比重,所以大多数经营、服务活动是为这一少数人群服务的。失业率上升、人口问题(包括数量、结构和质量)以及家庭结构问题出现越来越多的不足之处。社会、种族、宗教矛盾日益尖锐。由于销售、享乐之风、个人主义及人与人的输赢之争得到鼓励,导致文化和道德日趋滑坡。社会弊端、犯罪及自杀现象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又不断加剧。
总体上看,可以发现,这确实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的危机,是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配的当代文明的危机。本质上,这仍是资本主义难以避免的、具有规律性的典型周期性危机,但其还具有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全面的结构性危机,造成社会经济乃至人文、生态方面的影响。1873—1895及1929—1933等阶段的危机仅局限于占全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以下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各国仍有扩大市场、开发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外围空间,但在这次危机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已经得到全球化。
第二,此次危机在各种可再生能源和自然资源已接近资源承载极限,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增加或扩大开发范围,生态环境已被破坏且出现严重失衡状况。
这两个新的特点限制了通过以往的传统措施处理危机的可能性。
第三,科学技术的强劲发展,特别是知识型经济的形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结构重组以渡过危机创造了更加便利的客观条件。
第四,跨国集团及金融资本家形成、发展壮大并发挥支配作用,成为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经济乃至解决危机的进程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主体。
第五,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工人及左翼力量趋弱、分散,各社会运动被多元化、非政治化的背景下,世界缺乏真正能够制衡执政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集团又对权力机制和传媒系统进行绝对控制并掌控各种知识的工具。此外,全球化背景下的投资灵活化及加入自贸协定或经济联盟的国家经济政治主权的缩小也限制了这些国家劳动人民的斗争能力。这一特点允许资产阶级不但不要做出利益让步,而且还可以采取各种措施将负担和损失压在劳动者身上并取消各种社会福利以保护雇主界的利益。
第六,新兴经济体的出现。这是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因素,有助于促进多极化趋势。然而,本质上,这也不过是“老游戏中新玩家”的补充,因为游戏规则和秩序基本不变。目前,全部资本主义体系正在着力想方设法降低或隐藏危机的严重性,旨在编造出这只是周期性“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的想法来误导人。然而,就在资产阶级的精英、保守队伍中也已出现承认本次危机特别严重性质的声音。美国埃曼纽尔教授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已步入其最后的危机阶段,并且无法延长超过30年的存在。
危机的原因及发展模式的不足之处
上述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及共同的深层原因。那就是以赢利而不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发展模式的过度膨胀。通过采用新自由主义,尤其是自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模式瓦解之后,资本主义的反进步、反人文主义的本质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资本主义带有本质性的主要动力是资本再生产,旨在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最大化。新自由主义的全部发展逻辑均集中于促进以赢利为目的的活动。弗朗索瓦认为,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竞争指数、经济效益等近年来所制定和普及的有关发展的主要指标主要集中在市场空间的范围之内,新的发展项目和计划只考虑直接关系到资本家利润的成本(市场成本)而未全面计算到外延成本,特别是社会及生态环境的损失。然而,实际上,外延成本是十分庞大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远大于所获的即时性经济利益。由此可见,上述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增长”目标以给少数人带来即时利润并将外延成本重担子压在当时社会及未来一代的身上。可以补充一句,在许多西方国家当今的富有中,一大部分也来源于过去通过殖民主义制度和工业化过程中掠夺资源、破坏环境,以及当今通过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跨国公司的垄断、支配活动等数百年中所采用的上述逻辑,给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很大的后果。
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的一个基本理念是鼓励物质消费程度不断提升。刺激消费被视为确保增长的主要措施,而实际上就是为了售出更多的货物并从中获取更大的利润。消费指数、零售指数、购买力等成为确定每个经济体发展程度的不可或缺的标准。普遍采用上述理念导致消费主义的统治以及巨大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浪费。科学家们认为,为了将全人类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芬兰人目前的水平,将需要像地球一样的四个行星。各种自然资源的枯竭给物质消费水平确定了上限值,因此也给这种发展方式的未来划上了一个句号。
市场空间的过度扩展与商业化泛滥现象也是导致社会动荡不稳的原因之一。为了扩大寻求利润的空间,人们想方设法将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要需求进行最大限度的商品化,其中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公共服务,甚至于生活用水。将一切需求变成商品使得享受能力越来越多地依赖高收入,加剧社会不公,迫使任何人也要多赚钱并为生存而激烈竞争。这些政策剥夺了大部分民众特别是农民和土著民族的经济自主能力,使得他们在市场的变动下成为易受伤害人群。文化活动的商业化已将大部分这些产品变成以娱乐为目的、更多满足平庸的本能需求而不是以教育、完善人格为主要目的的商品。
自由化及私人化之泛滥不仅缩小了人们平等获得必需服务的空间,而且还将全部经济、社会活动托付给唯利是图的少数人。近年来扩大和发展公众股份制公司已为“股东化”社会创造条件,营造了利润至上的 “社会认同感”,为加大剥削力度、破坏环境和推进各种投机等活动制造条件。“自由竞争”的公式绝对化并在条件和能力不平等的主体之间推行,必然导致运行结果和利益分配之不平等。
实现经济金融化以通过虚拟商品买卖及金融投机活动快速获利已严重扭曲了各种经济关系并造成成倍大于实体经济且在破裂时剥夺了世界各国数百万人口劳动成果的金融泡沫。
全球化进程扩大了在资本主义中心形成的宿疾发展空间,延长其存在时间并使之更加严重。这种病疫在全球化进程中通过各种国际金融、货币和贸易机构和自贸协定、援助协定等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干预措施蔓延到了发展中国家。“中心”的损失得到“全球化”,给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体和社会民生造成严重影响。贸易、投资自由化及国际竞争中的不公平现象等消弱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并使之更多依赖于发达国家,同时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竞相杀价”现象。
与这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相对应的是“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其实,在多党政治、自由选举、自由新闻的民主形式下的这些制度并不满足民主的本质性要求即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人民。金钱对政治生活的支配使得“自由民主”实际上只是“程序民主”,即包含各种民主形式的流程但本质上则是“各家集团的民主”而绝对不是人民的民主制度。因此,民众对政治越来越失望,因为即使可以通过选举改变政府但无法改变社会的现状,原因在于支配和拍板大权毕竟属于各家集团。
正如萨米尔•阿明在南南人民团结互助网络及面向替代方案的世界论坛上所说的,上述发展模式正在经历不是因为阶级斗争,是因为资本主义自身矛盾长期积累所导致的总危机。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是否已到结束其历史使命的时期?多数进步学者均赞同的回答是,这次危机尚未能够使得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崩溃。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的财政实力,拥有处理往前危机的经验,具有知识型经济的工具以及垄断、支配当前国际金融、经济体系的实力等。此外,正如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不会崩溃,如果没有一个使它崩溃的社会力量。”这一力量目前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和外围都不够强大。然而,虽然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能够处理目前经济、经融问题,但将不可能避免再度陷入中期和长期的危机,更不可能克服自然资源与生态危机,因为真正有效的措施则与资本主义基于贪婪的发展本质和逻辑恰恰相反。近期应对危机的措施正是很好的证明,一方面仍主要集中保护金融资本家和各大集团的利益,尚未集中解决生产过剩、经济虚拟化和金融投机的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集中攻击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新自由主义不但不被消除,而且还以各种新形式继续得到推进。危机的深层原因尚未得到处理,且将继续将人类推入未来的新灾难。由此可见,寻求务实的方案来替代这一缺乏可持续性和人文性的发展模式仍是既急迫又长远的要求。
替代发展模式的若干相关问题
当今人类在寻求新发展模式的道路上应解决一些基本矛盾问题,诸如:
——人类不断增加的物质消费需求与日趋枯竭的自然资源极限,人类存在和继续发展的需求与正在被破坏和缩小的生活环境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人与大自然关系的问题。
——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推行的市场经济与公平、可持续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生产组织、服务、消费和分销方式的问题。
——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日益增多的财富与日趋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不断增加的社会不公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社会所有与分配关系的问题。
——物质、实用价值与道德、精神价值和人文价值,自私、个人、局部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文化、道德、精神的问题。
——解放人类、实现民主化的需求与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且主要为其服务、金钱支配政治生活以及人权的落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平等的条件尤其是每个人的经济条件等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政治问题。
解决上述矛盾的一个理想发展模式应能够满足下面若干要求:
有关发展观点,应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替代纯粹为了利润的发展,以“活得好”、“活得幸福”的目标替代积累和掠夺财富的目标,以为满足人类合理需求而发展生产和服务的目标替代为利润目的而无限度刺激消费,以与大自然和谐发展替代将大自然视为无限度开发的对象。每个发展项目、计划都应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确保有关个人的利益不损害社会、社团的共同利益。
在经济方面,以服务社会和创新活动为的是发展先进生产力量,从而为替代掠夺公共财产和以眼前利益为目的的投机活动创造动力。市场必有国家的有效调控,旨在发挥积极的一面并限制消极的一面,从而推动市场的活动朝着为全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方向发展。除了私营部门外,还有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将社会、社团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的公共部门。
在社会方面,主动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和每项经济政策中实现社会进步与公平,逐步面向消灭人剥削人制度,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分配;公共服务及社会福利不断发展,旨在日益全面地确保人人都能够平等获取并享受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需求;实现各民族、宗教、性别之间的平等;家境困难的人员得到全社会的关照。实现充分就业,满足民众的正当就业需求并为社会、社团不属于市场满足能力范围的需求而服务,旨在替代维持失业补助导致部分民众边缘化及全社会浪费现象的状况。
在文化方面,不断强化带有进步性和人文性的道德、精神价值并使之能够替代享乐、物质崇拜的生活作风以及自私、个人主义等并在生活及各种社会关系中发挥愈来愈大的主导作用,推动团结、仁爱、互助精神替代输赢之争并不断向前发展。
在政治方面,确保权力真正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人民的真正民主,建设清正廉洁、在智慧和道德上做表率且与人民密切联系的政治体系,发展和不断巩固基于共同价值和目标的全民大团结力量来替代实际权力仅仅属于少数富有人群并为其服务的体制。
新社会模式本质上是面向进步、人文价值的社会模式,而不是为利益而竞争的社会。这一新的社会不忽略利益问题,但保障个人利益符合共同利益,而且不停留在利益问题,还面向实现美好的价值。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和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和发展的条件。
本质上,这就是越南正在面向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构建这样的新社会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当前采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等工作发生复杂变化的条件下。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事业,也是需要党的领导智慧和本领及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长期持续不断的奋斗过程。
虽然前进的道路还有许多困难和挑战,但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克服目前遭遇危机的发展模式的僵局和矛盾,并为后代人开辟美好的未来。正因如此,胡志明主席已为越南选择了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紧密结合的道路,历代革命战士们一直不惜鲜血代价为这一崇高的目标英勇战斗牺牲。这一选择在当前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再一次肯定了它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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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刊登于《共产主义》杂志 2013 年 10 月 852期
作者:越共中央对外部副部长陈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