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杂志）战略意外（也有译为“战略突袭”）正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尤其是在世界秩序发生深刻变革、迎来诸多不确定和不可预测因素的背景下。当前世界的各场冲突表明，即使是在国防安全和技术方面拥有巨大实力的国家，在影响深远的战略意外面前，也可能陷入被动。全面研究战略意外具有重要意义，为新形势下建国卫国事业作出贡献。

关于战略意外的概念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战略意外”通常被理解为一种超出了正常预测能力的突发事件，直接影响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从而迫使国家从根本上调整其外交政策和战略方向^（1）。即使掌握了足够的信息，政策制定者仍然可能由于认知偏差和时间压力而陷入被动，导致无法正确感知新威胁的性质。

同样，学者罗伯塔·沃尔施泰特在其关于1941年美国珍珠港事件的重要研究中指出，拥有更多信息并不一定能防止战略意外的发生^（2）。事实上，未能预测和防止战略意外往往并非源于信息不足，而在于处理海量信息时不可避免的大量“​​噪音”。在当今数字时代，这一挑战更加严峻，各国面临着来自不同来源的海量信息和数据流，国际形势的变化速度也成倍增长。

学者埃里克·达尔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防止战略意外的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战术层面的精准信息；二是决策者对警告的接受程度^（4）。埃里克·达尔通过比较美国参与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战场上中途岛海战的经验，指出成功预防战略意外不仅取决于整体战略分析能力，还需要具体、可操作的信息以及领导者接收和处理信息的准备。这一理论在当前各国面临从恐怖主义到网络攻击等诸多新型安全挑战的背景下尤为重要，需要决策机构的信息收集能力与及时决策能力的和谐结合。

总体而言，研究表明，战略意外是多维度且复杂的，可能源于多种不同原因。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挑战，涉及认知、组织和系统等诸多因素，需要各国构建一个综合的流程和系统，将详细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战略分析能力以及决策过程的灵活性融为一体。在日益不确定的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下，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突破性创新以及网络空间新冲突形式的出现，识别和应对战略意外的能力正成为确保国家安全的核心能力之一。

应对战略意外的国际经验

一项国际冲突研究表明，20世纪记录的战略意外多达68起，通常发生在紧张和危机时期之后^（4）。这一特征揭示了战略意外研究中一个根本性的悖论：即使出现预警信号，各国仍可能因识别和应对这些信号的能力有限而陷入被动。

自1945年以来，战略意外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战略意外的范围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军事领域，包括恐怖袭击、网络攻击以及具有地缘政治影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第二，技术因素成为一个重要变量，创造了新的预测和防范工具，也开辟了新的攻击和制造意外的渠道。第三，尽管规模有限，但区域冲突可以通过连锁效应和日益紧密的国际体系连接而产生全球战略后果。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表明，战略意外可能源于各国对对手风险承受能力的误判。这场危机的后果促成了苏联和美国之间“热线”的建立以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定期对话机制的建立，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催生了多项核武器控制条约^（5）。

此外，1973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赎罪日战争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表明一个国家联盟如何利用对手战略思维中的“盲点”来制造战略意外。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以色列基于对绝对军事优势的信仰和早期预警理论^（6），发展了一种“防御理念”。埃及和叙利亚成功利用了这一思维弱点，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复杂佯攻，其中包括在边境地区举行40多次大规模演习，逐渐使以色列对这些军事活动失去警惕。与此同时，埃及和叙利亚也利用文化、宗教（选择赎罪日）和地缘战略因素（双线同时进攻）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其不意的优势。

这场战争的经验促使以色列在战略意外问题上的策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7）。首先，以色列成立了一个专门挑战现行战略假设的部门，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情报分析的盲点。其次，以色列建立了一个将技术和人力因素相结合的多层次预警系统，特别注重监测战略环境中的细微变化。第三，发展“多层防御”理论，不再依赖单一的防御层级，无论该防御层级多么现代化。这一经验被认为对当前形势下的中小国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21世纪，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2001年9月11日），对战略意外的识别和应对提出了新的挑战。突然性并非在于信息收集，因为在袭击发生前，已有多份情报报告提及恐怖组织“基地”，而在于未能将零散的信息串联成一幅完整的图景^（8）。美国总统乔治·布什2002年成立的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委员会（又称“9·11委员会”）的报告也指出，这是美国情报机构“想象力的缺失”和组织架构的局限性造成的，阻碍了重要信息在整个安全机构网络中的顺畅共享。紧接着，美国进行了情报部门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包括设立国家情报总监（DNI）、重组信息共享流程以及建立跨部门分析中心。

在美国专注于大规模机构改革的同时，一些中小国家也发展了应对战略意外的不同方法。新加坡凭借其敏感脆弱的地缘战略位置，构建​​了基于三大支柱的“综合预警”体系。首先，通过国家情景办公室和国家情况中心发展战略预测能力，重点关注情景构建和定期演习。其次，通过“全面防卫”计划增强全社会的韧性，帮助民众做好应对紧急情况的心理准备和应对能力^（9）。第三，保持多元化的外交关系网络，以便在需要时获得多种信息来源和支持。此外，新加坡还通过吸引美国、中国和欧盟的领先企业在新加坡设立总部，主动地与大国建立深度、全面的利益交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等众多国际机构的总部也设在新加坡。

从国际经验来看，应对战略意外的有效方法有一些共同点。

第一，构建多层次预警系统至关重要。该系统不仅依赖技术或技术情报，还应整合从外交到学术分析等各种信息来源。以色列和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建立专家小组来挑战那些普遍被接受的战略假设，对于避免决策过程中出现“盲点”至关重要。

第二，成功应对战略意外的国家往往会制定一套超越单纯军事和技术措施的综合方案。在保持传统威慑和防御能力的同时，这些国家尤其注重增强整个社会的韧性。北欧国家的“总体防卫”模式被视为典型案例。瑞典和芬兰制定了系统性计划，以增强其国民在危机情况下的意识和韧性，这些危机情况包括武装冲突以及网络攻击或信息战等非传统安全挑战^（10）。这种方法有助于构建重要的“缓冲区”，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战略冲击的影响，并增强国家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

第三，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中小国家已经开发出创新方法来提升其预测和应对能力。例如，建立多元化的合作伙伴网络，积极参与区域和国际合作机制，并保持外交政策的灵活性，以避免过度依赖任何合作伙伴。

第四，应对战略意外的能力建设是一个持续且适应性的过程。各种威胁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需要采取全面灵活的应对方式，以汲取新的经验教训并适应战略环境的变化。这是中小国家在新形势下提升战略意外预测和应对能力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在新形势下避免被动和意外

越南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首先，大国之间的竞争，尤其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正在给本地区中小国家带来新的压力和挑战。这种趋势不仅体现在传统的地缘政治领域，在科技、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等方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次，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疫情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也对预测应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三，东海问题持续复杂演进，领土主权、航行自由和海洋资源管理等挑战交织在一起。

此外，从乌克兰到朝鲜半岛的冲突和“热点”问题表明，地区安全环境可能迅速而深刻地变化。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等新应用和网络空间作战能力的发展，也为识别和应对战略意外带来了新挑战。在此背景下，保持战略主动性、避免被动和意外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在革命时期，胡志明主席展现出深邃的战略眼光和敏锐的预见性，善于抓住机遇，这体现在发动1945年八月总起义和1946年全民抗战等许多重大历史性决策中。在新的形势下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避免被动和意外”的理念正式被写入越共九届八中全会2003年7月12日关于《新形势下保卫祖国战略》的第08-NQ/TW号决议^（11）。在当时国际形势在“9·11”事件后复杂多变、军事干涉趋势加剧等背景下，越南共产党强调“及时化解一切破坏安全的苗头，避免被动和意外”的重要性。这是越南共产党战略思想的重要进展，体现了对国际安全环境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的日益深刻认识。

从十大（2006年）到十三大（2021年），这一观点在历次大会上不断被提及，并在十一届和十三届八中全会关于《新形势下保卫祖国战略》的决议中得到更深入的发展，强调要“早期、远程”地预防和化解战争与冲突风险，主动防范、发现和有效应对战略意外和突发事件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提法主要出现在两个情形：一是在评估世界和地区形势，其中存在许多难以预测的动态时；二是在国防安全指导方针中，特别是在涉及海洋岛屿主权和大国战略竞争的挑战中。越共十三大增加了“保持战略主动权”^（12）的因素，体现了应对战略挑战的意识由防御性转向主动性^（13）。

已故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2016年之后的全军军政会议上的讲话中都强调“避免被动和意外”是“一项极其重要且生死攸关的战略任务”^（14）。特别是2023年12月19日在第32届外交会议上，已故总书记阮富仲强调要“定期监测形势变化，正确预测外部形势发展方向，特别是正确评估对越南的影响，避免陷入被动和意外，始终保持冷静、清醒，把握机遇和优势，克服困难挑战”^（15）。2024年10月31日，苏林总书记在与十四届中央委员后备干部培训班就“民族崛起新时代”进行专题座谈时指出，在世界格局发生时代变革的背景下，“挑战更加突出，新机遇也可能在突变之间出现”^（16）。2024年8月，苏林总书记在与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座谈会上强调，“及时识别、正确协调灵活地处理伙伴和对象，避免陷入被动和意外；防止冲突对抗风险，避免孤立和依赖”^（17）。

从上述战略思维发展历程，结合当前形势下的新挑战，必须强调加强防范和应对战略意外的能力建设需要采取全面、系统、灵活的方法。这种方法需要将体制建设、资源开发和预测能力强化有机结合起来，同时确保整个政治体系从思维到行动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可以提出一些建议来加强未来越南预防应对战略意外的能力。

第一，继续加强教育工作，提高全党、全民和全军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以及战略研判作用的认识。这不仅是专门机构的任务，也应成为整个政治体系的责任，与筑牢全民国防阵地和人民安全阵地相结合。此外，要着力打造“民心阵地”，发挥全民族大团结在发现、提供信息，参与预防国家安全风险挑战中的作用。从而为在新形势下“早期、远程”地保卫祖国的事业建设政治精神实力和坚实基础做出贡献。

第二，着力提高国家在经济、科技、国防安全等关键领域的韧性。国际经验表明，应对战略意外的能力不仅取决于预测能力，还需要坚实的精神、物质技术基础和全社会韧性，以确保抵御潜在冲击的能力。其中，发展国防工业，掌握一些核心技术，建设战略储备能力尤为重要。

第三，在对外关系中继续弘扬“以不变应万变”的方针。这既需要坚持独立自主、多边化、多样化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也需要灵活应对复杂的形势变化。尤其需要加强与战略伙伴和全面伙伴的安全合作和信息共享，有助于提高及时掌握信息的能力，拓展应对复杂情形的空间。为此，需要建立日益紧密的利益交织，增进战略信息共享中的政治互信。

第四，完善战略研判部门间信息协调共享机制，密切外交、国防、安全和战略研究机构之间的协同。构建能够整合和处理不同来源信息的多层次预警系统是当前形势下的迫切要求。此外，通过情景演练来提高危机（包括媒体危机）处置能力。尤其要加大对高质量战略研究机构的建设投入，使之有效衔接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助力提升国家早期预测和识别战略意外的能力。

第五，推进信息分析处理现代化。在信息量日益增长、形势瞬息万变的背景下，应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成果进行大数据分析，并提升专家队伍的判断和预测能力，是必然要求。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发现早期预警信号的速度和准确性，还能增强对事态发展趋势的预测能力，从而提出及时有效的应对方案。

在世界和地区形势日益复杂难测的背景下，研究和应对战略意外已成为各国的迫切需求。从“避免被动和意外”的意识，到“保持战略主动权”的主张和“以不变应万变”的方针，越南共产党在战略思想上迈出了重要进展。这一指导思想的实现，需要整个政治体系的努力以及各机关、部委之间的密切协作，旨在共同提高预测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这样一来，越南将坚强应对一切挑战，有效把握发展机遇，胜利完成建设和保卫越南社会主义祖国两大战略任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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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chael I. Handel：《Intelligence and the problem of strategic surprise》（暂译为：情报与战略意外问题），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7, No. 3, 1984，第229 – 281页

(2) 参见：Wohlstetter、Roberta：《Pearl Harbor: warning and decision》（暂译为：珍珠港：预警与决策），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3) 参见：Erik J. Dahl：《Intelligence and surprise attack: Failure and success from Pearl Harbor to 9/11 and beyond》（暂译为：情报与突袭：从珍珠港到9·11事件及之后的失败与成功），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3

(4) 参见：Stanley L. Mushaw：《Strategic Surprise Attack》（暂译为：战略突袭），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Advanced Research Program, 1989

(5) Jonathan Colman：《Cuban Missile Crisis: Origins, Course and Aftermath》（暂译为：古巴导弹危机：起源、过程与后果），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6

(6) 参见：Ephraim Kahana：《Early warning versus concept: The case of the Yom Kippur War 1973》（暂译为：预警概念：1973年赎罪日战争案例），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17, No. 2, 2002，第81-104页

(7) 参见：Itai Shapira：《The Yom Kippur intelligence failure after fifty years: what lessons can be learned?》（暂译为：赎罪日情报失误五十年后：我们能吸取哪些教训？），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38, No. 6, 2023，第978-1002页

(8) Thomas H. Kean - Lee Hamilton，《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暂译为：“9·11”委员会报告：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国家委员会最终报告），Vol. 1.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

(9) Ron Matthews - Nellie Zhang Yan：《Small country “total defence”: a case study of Singapore》（暂译为：小国“全面防卫”：以新加坡为例），Defence Studies 7, No. 3, 2007，第376-395页

(10) Alberto Giacometti - Jukka Teräs：《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silience: An exploratory in-depth study in the Nordic countries》（暂译为：区域经济和社会韧性：北欧国家的探索性深入研究），Nordregio, 2019

(11) 邓廷贵：《在新背景下探讨‘伙伴’与‘对象’的思维》，《共产主义杂志网》，2023年1月13日，https://www.tapchicongsan.org.vn/media-story/-/asset_publisher/V8hhp4dK31Gf/content/tiep-can-tu-duy-ve-doi-tac-doi-tuong-trong-boi-canh-moi

(12) 越共十三大文件，真理国家政治出版社，河内，2021年，第一册，第159页

(13) 阮玉回：《越共十三大关于‘早期、远程’预防战争与冲突风险’的观点》，《全民国防》杂志，2021年6月5日，http://m.tapchiqptd.vn/vi/quan-triet-thuc-hien-nghi-quyet/quan-diem-chu-dong-ngan-ngua-cac-nguy-co-chien-tranh-xung-dot-tu-som-tu-xa-tai-dai-hoi-xiii-cua-dang-17139.html

(14) 越通社：《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2016年全军军政会议上的讲话全文》，《人民军队报网》，2016年12月13日，https://www.qdnd.vn/quoc-phong-an-ninh/tin-tuc/toan-van-phat-bieu-cua-tong-bi-thu-nguyen-phu-trong-tai-hoi-nghi-quan-chinh-toan-quan-nam-2016-494879

(15) 参见：《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第32届外交会议上的讲话全文》，政府新闻网，2023年12月19日，https://baochinhphu.vn/toan-van-phat-bieu-cua-tong-bi-thu-nguyen-phu-trong-tai-hoi-nghi-ngoai-giao-lan-thu-32-102231219155116287.htm

(16) 苏林博士、教授：《关于民族崛起新时代的一些基本内容；带领国家迈入民族崛起新时代的战略部署》，《共产主义杂志网》，2024年11月1日，https://www.tapchicongsan.org.vn/web/guest/media-story/-/asset_publisher/V8hhp4dK31Gf/content/ky-nguyen-moi-ky-nguyen-vuon-minh-cua-dan-toc-ky-nguyen-phat-trien-giau-manh-duoi-su-lanh-dao-cam-quyen-cua-dang-cong-san-xay-dung-thanh-cong-nuoc-vie

(17) 《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与中央军委常委会举行工作会议》，政府新闻网，2024年8月28日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2025年4月2日在白宫签署关税行政令。图源：法新社

文章来源：《共产主义》杂志2025年3月第1057期